冯玥的博客

冯玥的博客 http://fengyue.blshe.com 何夜无月何夜无松柏 fengyue 2008-08-28T18:54:39Z 傅雷：孤寂的良心 http://fengyue.blshe.com/post/298/242309   这篇文章是为5月刊的《财经·视觉》所写。遇上了5月12日的大地震，延至7月刊出。呵呵，变化就是原本署名前应该有的"本刊记者"几个字，没有了。 刊出的文字有删减，这里是全本。这期间，法满去了上海的傅雷故居，拍了现在那栋房子的样子。 配文的图片中，有一张傅雷坐在卧室靠近露台铁窗抽烟斗的照片，那扇铁窗，就是傅雷夫妇自尽的铁窗。 为了写这篇文章，看了八九本有关傅雷的传记和回忆文章，又几乎把家中有的傅雷译作重新翻了一遍。最大的感慨：那场劫难，毁掉了多少美和善啊。美和善的人，美和善的物。     傅雷：孤寂的良心 (原题:政治家傅雷的寂寞背影)   题记       2008年4月7日，傅雷诞辰百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展开。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据说是迄今之最。     作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和父亲的傅雷，已经为人耳熟能详。他翻译的《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梅里美，滋养了几代人的心灵和头脑。他的家书和《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版，更让劫难初平的国人感受到美与善的抚慰。     如今这些书作依然光彩不减。而在文学、艺术之外，还有一个"政治家"傅雷，却少有人言及。   （一）     4月12日，国家图书馆，配合百年傅雷的展览，傅敏有一个"我的父亲傅雷"的讲座。 一位听了这次讲座的年轻人，后来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傅敏继承了父亲认真严谨和刚直不阿的性格，71岁的老人评论起社会现实来嫉恶如仇，颇有点"愤青"的味道。     当我向傅敏提及此事时，他哈哈大笑。     在他看来，父亲终其一生对他和哥哥傅聪的教育，只有两方面，好好做人，人格最重要，知识和技能是次要的；再有，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傅雷一生，从不是一个不问世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文学、艺术、玫瑰花和书法流变的人。十几岁时，因为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被就读的徐汇公学开除；"五卅"运动中，他参加在街头的演讲游行；留法期间，1931年在意大利罗马做《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演讲；抗战胜利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有关民生和时局的政论文章；再到1955年，他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国画、音乐、出版、少儿读物、知识分子问题等多个领域的十几份意见书，直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政治家傅雷的一面才悄然淡去。     正如学者陈思和所说："傅雷不仅以译作传世，他的魅力还来自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胸存忧患，认真入世，做人治学，一丝不苟，为人刚直不阿，没有丝毫的媚颜俗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傅雷的座右铭。     傅聪曾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关怀，如此痛心疾首。"傅聪还记得，1946年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1948年甘地被刺时，父亲都几天不吃饭，关着门不见人。     作为翻译家的傅雷，用傅敏的话说，"也从来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从30年代到抗战期间，他的译作一直都是呼应时局，紧扣国家民族的命运。从译者序言里，不难看出他意图借所译作品唤醒遭受劫难的人民，鼓舞斗争意志的信念。     "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萌蘖若干希望，能使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     "现实的枷锁加在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沉在苦恼的深渊里无以自拔；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压抑--如何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岂非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多一个向导，便多一重盔甲，多一种保障。"（罗素《幸福之路》）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贝多芬传》）   （二）       抗战胜利后，傅雷怀抱"疮痍满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复的河山等着建设"的理想，将目光从翻译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1945年10月，他和周煦良合编出版《新语》半月刊，发表有关时局、民生、教育等问题的政论和杂文。同一时期，他还为《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报刊撰文，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意见。     翻看傅雷这一时期的文章，他关注的领域，从广岛原子弹到对汉奸的审判，从邮政与铁道加价到学生请愿，视野开阔，目光敏锐。     1945年8月25日，一则重庆电讯报道，地方当局决定于明年元旦起，车辆改为右行，并称之为"我国适应世界潮流之一大更张"。     傅雷针对这一新闻，写就《车辆右行与世界潮流》一文。先直言何为世界潮流，"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总该称为世界的大潮流了吧？"以"细节"论，"军队的复员""失业的威胁""货币的整理""都市的重建""国际宪章的实施""邦交的调整"等，"也够得上称为世界的小潮流了吧？"步步设问之下，言明自己的观点："生灵涂炭，八载于兹，凡非急政，愿悉罢免。这样，不但真正适应了世界潮流，同时也适应了古今中外永久的潮流。"嬉笑怒骂中，揭穿了为政者拉大旗扯虎皮，避重就轻的实质。     1945年12月，在《废止出版检查制度》文中，直言"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自由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     而1947年一场关于美苏关系的辩论，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击节赞叹。     1947年2月，埃德加·斯诺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三篇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傅雷4月翻译，与史各脱《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合编成一本题为《美苏关系检讨》的小册子。因为斯诺的看法，使傅雷"感想甚多"。他写作《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一文，作为译者代序，刊于4月下旬的《文汇报》。     这篇文章中，傅雷指出，二战结束后，"国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场，观察国际关系"。"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责。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独立的人格"，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的头脑思想"。     他不能赞同"到现在还有人觉得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就是亲美，反苏的人必定亲美，必近于反动，甚至是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跳出这样的二元思维模式，"抱住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就反对谁"，"劝大家对美苏之间的争端，不要太动感情，不要因分不清双方的真主意与假姿态而作左右袒"。     他还强调，国人"对美国多少是有抗疫性"，但"对苏联的软心肠却未必全部合理"。提出"倘使我们的报章，除了颂扬俄国式的民主，歼灭法西斯的英勇战绩以外，还能分些力量，客观报导苏联政治、外交、社会各方面的情形......其结果不但对我们国内政治有良好的反响，即对苏美关系也不无贡献。"     傅雷的文章刊出后，就遭到左翼人士周建人等的批评，说他的观点和"法西斯蒂"距离不远了，并给他扣上了"亲帝反苏"的帽子。     7月22日，傅雷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撰文，对周的批评进行反驳。     "红军搬走东三省的工厂，全是我深文周纳，或向壁虚造，或亲信流言吗？......从而我的抗议也变成了反苏，变成了与法西斯蒂距离不远的证据？左派论客认为红军在东三省作战两星期，牺牲若干万，理应获得赔偿；仿佛东三省的‘人民大众'在日本铁蹄下作十四年的奴隶，倒是活该！......凡有自由良心，没有政治偏见，希望民族挣扎图存的人，都知道此刻中国的自由独立是一个大讽刺。所以我说，委曲求全未识不可，有时甚至必需，但......自己心里要明白这是委屈。美国给我们受的委屈，固然要痛苦流涕（我从来没说过不），俄国给我们受的委屈未必就应该额手称庆，合唱颂歌！有人对俄国（给我们受）的委屈哼了几声，也未必就是亲帝反苏反‘和平民主'吧？"     傅雷认为，"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看。"介绍斯诺的文章，就是要"使我们躬身自省"。   （三）       政治家傅雷的魅力，来自他对国家与国民的关怀，更来自他独立思考的理智之光。     傅敏说："他外文好，又关心时事，了解不少30年代斯大林肃反清党的内幕，还有苏联红军在东北的行为，而且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有自己的判断。"     黄苗子在一篇回忆傅雷的文章中，曾写道傅雷对别人说他"顽固"的态度--"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1961年6月26给傅聪的家书中，傅雷写道："老好人往往太迁就......不幸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可见艺术永远离不开道德--广义的道德，包括正直，刚强，斗争（和自己的斗争以及和社会的斗争），毅力，意志，信仰......"     他的清醒与理性，正是来源于这份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内心执著。他的独立意识还表现在一生不党不群，只代表自己的良心说话。     傅雷虽是"民进"发起人之一，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这一党派的成员。1956年8月17日，在回复徐伯昕（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之一）的邀约信中写道："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再说，艺术上需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我以为整个社会亦未始不需要丰富多彩。让党派以外也留一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     1949年后，傅雷是全国文化界除巴金之外惟一一个没有单位、不拿工资，全靠译书稿费生活的人。1949年12月傅雷从香港经天津到北京，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晗有意请傅雷去教授法语，请钱钟书夫妇从中说情，但傅雷没有接受邀请。究其原因，一来可能是他深知自己性格耿介，有任职上海美专的经验教训；二来也是因为他对新生的政权还存有疑虑。     1947年与周建人的那场辩论，周非此即彼的话语方式，部分影响到傅雷对共产党人的看法。在反击文章中，傅雷曾写道："以周先生这种作风对付未来的局面，中国是付不起代价的。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已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作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闯大祸的时候。"     遗憾的是，这种可能又被傅雷不幸言中。也是这场笔战，为1958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埋下了伏笔。不过那是后话了。当时，他选择回到书斋，与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梅里美相处。   （四）       傅雷生命中最后有"政治家"色彩的日子，从1955年5月进入上海市政协，被派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始，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终。     有研究者发现，傅雷的变化在《傅雷家书》中有清晰的体现--开始于1954年1月的家书，截至1955年底，傅雷基本上都是在和傅聪谈艺术。从1956年起，谈艺的成分骤然减少，涉及政治生活的内容逐渐增加。这样的情形持续到1958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家书暂时中断。1959年10月1日家书继续后，政治生活的内容又完全淡出。     1956年4月14日信中，傅雷说自己以前"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而对"党在各方面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太不了解了"。由此可见，他对新生政权已经从犹疑转为认同，并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他随政协代表团赴各处参观，写报告，为报刊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作为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国画界、音乐界、儿童读物等领域的多份意见书。     傅敏说："他这个政协委员可不是花瓶。"1997年退休后一直专注于整理父亲的资料，他发现，这一时期父亲写的各种报告、意见书总计有十七八万字，涉及出版、教育、音乐、国画等多个领域。     "而且，他的意见不是一味发牢骚、抱怨。"傅敏说，"他都是既提出问题，也提出解决的建议，可以说是真正的建设性意见。"     傅雷认真严谨的个性，还表现在具体细微处。傅敏还清楚地记得，政协发言有时间要求，父亲每次都是写好发言稿，在家里先念，让母亲在一旁掐算好时间。     "他还常常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要求一步到位，要一步步来。"傅敏回忆。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一腔热忱，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队伍中。1957年3月，作为特邀代表，傅雷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家书中他兴致勃勃地谈到"此次会议，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岂料风云突变。5月中旬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8月开始，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刊载文章批判傅雷。半年间，他从新政权的"诤友"，变成了"亲美反苏"和"中间路线"的代表。批判会开了十多次，几次检查都没通过。这时，有人暗示傅雷把"检查"的调子定得高一些，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用"深刻的认识"避免被打成右派。     傅雷却无法接受这样的"好意"。他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深刻的检讨'。"   （五）       从这时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傅雷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孤独寂寞的日子里，和儿子傅聪的书信往来，是他惟一的安慰。因为环境的关系，他只能"坐井观天"，但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和关注之心，并未熄灭。     1960年11月26日家书中，言及近期傅聪信少，"知道你忙......可是你不谈，你我在精神上艺术上的沟通就要中断，而在我这个孤独的环境中更要感到孤独。......我虽一天天的衰老，还是想多吹吹外面的风。"     1961年2月，致楼适夷信："虽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     1961年8月，"右派"帽子尚未摘去，他仍然执笔，为地区居民上书上海市委和副市长曹荻秋，要求擅自占用里弄用地、扰民的工厂他迁后，恢复原样，还地于民。 　　然而现实的生活，越来越残酷。     1958年4月至1961年2月，傅雷相继译毕《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艺术哲学》《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和《比哀兰德》，但因为"右派"的帽子，一直未能出版。期间，他拒绝了使用笔名出书的机会，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他认为给他戴帽本就是错，因戴帽而隐名，则是错上加错。     没有工资，译作不能出版，意味着丧失了稿费这一惟一的生活来源。不得已需要傅聪的接济。1961年4月20日朱梅馥专门给傅聪写长信，谈及每次"嘱寄"食物时，傅雷心里的矛盾、顾虑、屈辱和自卑。 在1966年8月12日的最后一封英文家书中，傅雷这样描述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作斗争，我们必须抛弃所有旧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对于一个在旧社会中生活逾四十年、满脑子"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反动思潮"的人来说，自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出尽全力去满足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诸身上的种种要求......" 他在信中提到从未见过面的孙子凌霄，"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这一天，距离傅雷夫妇走上不归路，还有三周时间。   （六）   1966年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舅舅打来报告父母双亡的电报，"其实心里面并不很惊讶"，傅敏说，"我一直觉得，红卫兵三天三夜的抄家，只是导火线。最重要的是，他之前已经感到自己没有价值了。" 1964年8月，译毕《幻灭》后，鉴于当时意识形态形势和对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的重估，傅雷1965年10月26日致函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称"迩来文艺翻译困难重重，巴尔扎克作品除已译者外，其余大半与吾国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所抵触"，故拟暂停翻译巴尔扎克小说，仅仅从事巴尔扎克研究，介绍研究资料，然而出版社不同意，亦未说明理由。但是"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而且身体百病丛生，"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傅敏说："这封信，实际上已经是‘求救信'。"但是，未有答复。 傅雷研究者罗新璋认为，此时的傅雷已臻无书可译的地步，"翻译家的社会生命实际已被结束"。 "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罗新璋说，陆游这两句诗，就是傅雷最后的命运。 1966年9月2日夜，傅雷夫妇写下那份遗书，决绝而去。 有着相类命运的"书生"，非傅雷一人。在他之前的1966年5月，邓拓、田家英自杀。8月24日，老舍投湖。同在9月，储安平失踪。在他之后，还有更长的名单：吴晗、范长江、翦伯赞、周瘦鹃、杨朔...... 重温刘再复读《傅雷家书》后写下的诗句："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纪念傅雷，不仅要纪念他作为翻译家的辉煌，也需要纪念他作为政治家的寂寞和悲凉。也许，这也正是在国家图书馆百年傅雷展开幕式上，任继愈老人感慨"我放心了，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的原因。 记者这个职业 2008-08-12T14:37:51Z fengyue 开幕式印象 http://fengyue.blshe.com/post/298/240978 《歌唱祖国》以那样一种柔和的方式演绎，我喜欢。从小以来一直都被唱得雄赳赳气昂昂的歌，突然发现还有这样深情的一面。那位小女孩淡然愉悦，大将风范。给总书记和常委们的镜头有点多了吧，过来过去好些次，还有卸任的总书记和常委们。让其他各国元首们露脸的机会，就显得吝啬。只在人家代表团进场时才给个几秒，表演进行中几乎没有。搞得像新闻联播似的。 那些捧着秦简的书生和打千人太极的，是同一群人表演的吗？我看偶尔扫过人脸的近景镜头，都是些肤色黝黑面色凝重神情紧张20岁上下的小伙子。凭心说，是挺替他们累的，这样大型团体操式的表演，一个人的动作位置做得对，就像藏身于大海中的水滴；做错了，嘿嘿，就显你突出。这样的压力下，让他们脸上显出轻松快乐也难。 李宁大叔不容易。这大热的天跑那一圈。 那俩解说员同志，歇会行不？话那么密，来不来就是体现了什么表现了什么，又不是上语文课。 最后那几位旗手举着奥林匹克会旗入场时，央视的镜头也太潦草了吧。好歹介绍某位具体人员时也给人家一个镜头吧，没有不说，始终是同一机位，所以只能看到旗子一方的旗手，也另一方的几位，始终都在屏幕的远方边缘处。其他的？好像已经没啥印象了。看的时候挺热闹，转眼就忘，只在视网膜上闪烁一下，没入脑子更没入心。很好，也算时代特色。   自说自话 2008-08-09T13:47:18Z fengyue 又 http://fengyue.blshe.com/post/298/236470  辞职了，又。虽然在13年的职业生涯中，这只是第二次。也并不算多。 《财经》是本好杂志，我也是个不错的记者和编辑。不能继续，大概是气场不合，或者机缘不对。就好像两人好人未必一定能成为好夫妻一样。人生的秘密，简言之，大概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做对的事。不对的时间对的人，对的时间不对的人，都不行。  自说自话 2008-07-30T17:45:40Z fengyue 孰贫孰富 http://fengyue.blshe.com/post/298/232856  说起来，当然好像是杭之的童年要比我的富有。 一岁四个月的杭之，玩具，已经好几箱子了。图书，也有厚厚一叠。衣服，占据了衣柜中越来越多的空间。 据杭之姥姥我的妈妈说，我小时候，两岁半之前，就只有一本《收租院》的小人书。 然而我的童年，有很多杭之没有的东西。 比如原野。离我家不远，是一片满是巨大石块的河滩，河水只在夏天下大雨时才出现，平时那里就是我们的游戏场。那片旷野里有泉水，沙子，野花，蜻蜓，色彩冶艳的大蝴蝶......雨后能看见彩虹，傍晚会看见落日和彩霞。 在我家的院子里，有我种的牵牛花，向日葵，地雷花。当我自己养的小鸡啄坏了我自己种的花苗时，那种两难的心情，大概是第一次体会到人生的无常与无奈吧。晴朗的夏夜，坐在院子，等一会就有流星飞过，抬头就是银河。 杭之目前最亲密接触的动物，大概是蚊子。她摸过别人家的小狗，看过图画书上有"早晨，鸡叫了"之类的话语，吃过鸡肉，没见过鸡跑。还有猪鸭牛。看见树梢上的麻雀和灰喜鹊时，会兴奋地指着发出哦哦的声音。只在公园零星见到几只白色的小粉蝶。星空彩虹还没有进入她的人生。 杭之这一代孩子，大概势必要先从电视、电脑、图书上认识很多东西，然后才接触真实的事物。这是他们的人生。我不知道好还是坏。 关于杭之 2008-07-22T16:28:54Z fengyue 怎么说你好 http://fengyue.blshe.com/post/298/226080   这本书，真是让人痛苦。 拿在手里，硬撅撅，必须要用两只手，把书页掰向两边，否则"坚强不屈"的他们就会纷纷合拢，扑向彼此。160页而已，不明白为什么要选用硬得像包装盒一样的纸。 如果阅读此书过程中，不幸想用一只手拿杯子喝几口水，那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小指必须使劲按住两边书页，才能勉强吧书举在眼前，在喝水的同时继续阅读。不过这个姿势坚持不了几分钟，手指就会酸软。 所以，基本而言，这本书只能恭敬地坐在桌子前，拜读。没办法在枕上、厕上、沙发上去读。即便是在桌上，想做个摘抄或笔记，又要痛苦。因为书页太硬，普通器物都压不住，大约现汉这个级别的词典或黄金镇纸，才够分量。 排版上，用的也是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方式。 每一页，上半部文字好像很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下半部，则全部是空白，或者只放一张邮票大小的照片。贫富差距大到不行，让人顿生劫富济贫之想。留白，也不是这么个留法呀。 那些照片都是好照片，放整页也不为过。邮票大小根本看不出奥妙，还不如没有。 书却是好书--安腾忠雄的《都市彷徨》。一名建筑师的旅行笔记。翻译也还过得去。 是我现在爱看的那种非文字工作者的文字。画画的人、研究数字的人写出的文字，往往有不同的目光。 所以更气人。一本想看的书，却读得这么难受。 宁波出版社啊，这本书的责编啊，怎么说你们好呢，你们也应该是读者吧，拜托拿到样书时，自己看看先。 无聊读书 2008-07-07T14:35:24Z fengyue 抄点书吧 http://fengyue.blshe.com/post/298/222735  对新近出版又太过热门的书，总会有点拒斥心理。 这一本，如果是在书店看到，多半不会买。样子就太"畅销"了--封面封底上醒目标明"全世界狂卖多少多少万册、某某某某著名人物诚挚推荐"那种。而我呢，偏是那种"飕飕贱"的读者，欣赏那种只有书名和作者名字的封面，一副你爱看不看爱买不买不看不买是你的损失错过了一边后悔去吧的劲头，这样在苍茫浮世中相遇才有一种啊原来你在这里的感慨。这样多满足。 远了，说回这本--英文原名《Eat Pray Love》，中译《一辈子做女孩》，很"心灵鸡汤"。读鸡汤书的年龄已经有点过了，现在更喜欢泻药型的。 不过因为是在网上买的，而且之前看过一些人的读后感和摘录，感觉似乎还好。鼠标点一下，比在书店里拿起来去柜台付款，实在容易太多。 看完，过得去。和书价相比，稍有不值。一个美国作家、新闻记者，婚姻失败，外出寻找自我，在意大利和印度、印尼的故事。 抄录一些觉得有点意思的段落。括号里是我的读后感。   "中世纪的威尼斯曾有一种职业，叫"codega"--你雇用这种职业的人，晚上提着灯笼在你前面带路，吓跑小偷和魔鬼，在黑暗的街道保护你，使你安心。" （嗯，是我想做的职业。可惜，一定已经被"路灯"这种不需要工资和休假的物种淘汰了。）   "bel far niente"---"无所事事之美"。 （记得看过英语里有个相似的说法"the fine art of doing nothing"。不过，能认可这是一种美，并能享受到这种美的人，不太多，而且越来越少。）   "就像写作存在字面上的真实和诗的真实，人类也存在字面上的解剖和诗的解剖。一个看得见，一个看不见。一个由骨骼、牙齿和肌肉构成，另一个则由能量、记忆和信仰构成。两个都一样真实。"   "信仰的另一种说法是：‘是的，我先行接受宇宙的条件，我事先接受目前无法了解的事情。'信仰是去相信你看不见、证明不了、摸不着的东西。信仰是勇往直前冲向黑暗。加入我们真能事先知道生命的意义、神的本质、灵魂的命运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的信仰就不是跨越信念，也不是勇敢的人类行为，而只是......审慎的保险条款。 （不得不说，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事。）   欧洲的语言，很多衍生于拉丁文。发生于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是一种有组织的发展过程：最知名的城市所说的方言，逐渐成为整个地区公认的语言。所以，我们今天所称的法语，事实上是中古巴黎语的一种版本。葡萄牙语，事实上是里斯本语。西班牙语，基本是马德里语。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整个国家的语言，取决于最强盛的城市。 而意大利语则不同。意大利很长时间里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相当晚（1861年）才统一起来，之前一直都是由地方诸侯或其他欧洲势力所掌控的多个敌对城邦构成的半岛。 因此，有数世纪时间，意大利人以彼此无法理解的地方方言说话和书写。一个佛罗伦萨科学家可能几乎无法和一个西西里诗人或威尼斯商人沟通。 16世纪，一些意大利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认为这种情况需要改变，意大利半岛需要一种语言，至少必须有一种统一的书写形式。于是，这些人着手进行了一件欧洲史无前例的事：他们亲自挑选出最美的方言，称之为"意大利语"。 他们回溯到200年前，14世纪的佛罗伦萨。这个集会达成共识：往后被认为是正统意大利语的语言，是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个人语言。 1321年，《神曲》出版。但丁不以拉丁文写作的立场，震惊了当时的文学界。他觉得拉丁文是一种讹误的精英语言，让普通的叙述转变为必须经由贵族教育特权才能阅读，也就是必须用钱才能买到的东西，"使文学成为妓女"。他回到街头巷尾，采撷他的城市居民（包括同时代的薄伽丘）所使用的真实的佛罗伦萨语，来撰写《神曲》。 书写的同时，他也在塑造、修饰、影响这种方言。因此今日之意大利语，不是罗马语或威尼斯语（尽管它们是强大的军事商业城市），也不尽然是佛罗伦萨语，而基本是"但丁语"。没有别的欧洲语言有如此风雅的血统。 （原来如此啊。大学期间，曾经和一位同学计划去北大旁听，记得当时她说要学希腊语，我说要学意大利语。当然，谁都能猜到，我们就是计划了一下而已。意大利也是我的梦想之都，是自从知道波提切利、乌斐兹还有诸多伟大名字之后一直想去的地方。） 无聊读书 2008-06-30T11:11:50Z fengy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