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玥的博客

人家的城市

fengyue — Thu, 26 July 2007 13:39:37 +0800

【冰点】

2002年3月20日

人家的城市

本报记者冯玥

　在星期六的早晨，从北京城的西四环外跑到北四环，去听一场讲座，我不得不说那是一件苦差事。尤其，讲座的内容又是“对比欧洲经典城市与中国现行城市发展”———这么一个必然要令听者感到“痛苦”的题目。

　果然，在接下去的3个小时里，在几百张幻灯片的“扫射”下，会议室里除了主讲者的声音和投影机放幻灯片的“哒，哒”声，最多的，就是听众们不由自主的叹气声。

　听众中，有退休的中学教师，有新闻记者，有职业建筑师，有著名学者。

　主讲者虞河岳，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建筑师，日内瓦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馆舍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日内瓦城市中心限高37.5米，这是圣皮埃尔教堂的高度。100年前这里就是日内瓦城市的最高点，至今没有改变

　第一张图片是一幅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画面，虞河岳说：“这就是人家的城市。”

　这句话成了他在讲座中不停地重复的一句话。

　城市？难道不应该是摩天大楼、熙熙攘攘的人群、车水马龙吗？

　虞笑着说：“我可没有拿一张九寨沟的明信片来骗大家。这，就是人家的城市。”

　再换一张照片：山更近了，能看见湖岸边的绿树，湖水也显得更清澈了，可是，人在哪儿？楼房在哪儿？车到哪里去了？

　再近一些，果然，有道路，有人，都被包围在远处青山和近处绿树之中。

　 “他们整个的城市，都是淹没在那样的风景之中。”

　 1998年5月，虞河岳被外经贸部派往瑞士日内瓦，负责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会馆的建设工作。在以后的3年半里，他跑了欧洲上百个城市，对于学建筑的他来说，那是一个“洗脑”的过程，让他从迷惑、不清晰，到比较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

　日内瓦是他最熟悉的城市。刚去的时候，日内瓦的美景让他赞叹不已，而瑞士人却在搞全民公决，说日内瓦又穷，又乱，说的又是法语，干脆把它划给法国算了。

　后来，虞河岳也不得不承认，比起瑞士中部的一些城市，日内瓦的确不算漂亮。

　可是，他展示的那些日内瓦的照片，在我们没有去过那里的人看来，都已经是“明信片”级的美景了。

　中国驻世贸会馆的地址就在日内瓦湖边，正对着欧洲最高峰勃朗峰。

　刚定下馆址的时候，就有人兴奋地说，怎么也得盖个20层的大楼，显显中国人的气派！

　然而日内瓦法律对沿湖建筑有非常明确而“苛刻”的规定：城市中心限高37.5米，建筑须退湖30米，退道路中心线20米，退邻居土耳其大使官邸12米…… 容积率只有0.2（容积率：指建筑项目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全部建筑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之比。容积率低，则单位成本高；容积率高，则以牺牲绿化和环境为代价）。这意味着，中国代表团虽然有近8000平方米的占地，可是只能盖一个1500平方米的房子。

　虽然，房屋的风格由业主选择，可是屋子的颜色，甚至周围栏杆的颜色要报州政府的“色彩委员会”批准。

　虞河岳说，他专门找人打听了一下，如果违反这个规定，盖了大一些高一些的房子，会怎么样？

　人家说：“那也很简单，就是把你的房子拆了，永远取消你在瑞士买房盖房的资格，施工单位永远取消在瑞士施工的资格。一切都是永远的，没有商量。”

　开工剪彩时，日内瓦州长特意和虞河岳说：“我知道，这么小的面积，驻一个中国代表团，的确难度很大，我们也开会商量过这件事。可是，你也喜欢日内瓦，如果你违规一点，他违规一点，日内瓦就不再是日内瓦了。”

　日内瓦城市中心限高37.5米，这是圣皮埃尔教堂的高度。100年前这里就是日内瓦城市的最高点，至今没有改变。

　虞河岳说，他在那里还看过一个关于日内瓦的展览，100多年前的样子和今天看起来差不太多。可是谁能说日内瓦“土”、“落后”？

　 “并不是你把老房子都拆光，盖成新楼，就现代化了。”

　不过，今天的生活需求毕竟不同于100年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汽车的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道路和停车的问题，他们怎么解决？

　照片上看，每一座山都是绿树覆盖，而瑞士是山中之国，进出的道路呢？

　 “太多太多的隧道。”虞河岳说，“山里的，湖里的，立交的，螺旋的，有些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施工，太复杂了。”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有一处要修路，不得已需要砍树，按规定，每个桥墩只能砍两棵树。“那都是在悬崖峭壁的地方，换了我们，大概半扇山都炸了。”虞感叹地说，“最后他们是出动直升机，吊着钢筋安装的。”

　停车场的建设听起来就更匪夷所思。一栋老房子，为了修地下停车场，把房子锯断，用钢梁顶起来，把地下掏空，做好地下室，再把房子放回去。

　还有建在日内瓦湖底的5层的停车场，难以想象那又是怎样的工程。

　 “他们为了保护环境真的是不惜血本！”

　虞河岳说，“城市的发展和人类的活动，不能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这是他们最核心的思路。”

　 “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同时，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

　日内瓦的城市标志，一道140米高，直冲云霄的喷泉。

　十几张幻灯展示了它在不同天气里的变化：阳光折射时形成的彩虹，被风扬起时宛如一道正待起航的风帆，在晴天、雨天以及不同的云影中，那道看似简单的喷泉有着变幻万千的形象。

　 “我们一弄就是要新，要豪华，结果到处都是玻璃幕墙，都是大理石。其实，城市的风格和特色，并不一定要通过大的建筑群来表现，有时候就是来自这么一个匠心独具的地方。

　 “反观我们的城市建设，我们经常以北京是个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为荣，可是，看一看今天的北京城，历史和文化都在哪儿？

　 “一个人到了北京，他不是一出机场就到天安门和故宫的。”

　虞河岳在讲座中更多地是在说“人家的城市”如何如何，似乎有些刻意回避着与“我们的”城市进行对比，不过，这样的话题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就跑了出来。

　 “他出了首都机场，上高速路，过三元桥，进二环路，经过长安街，巨无霸一样的东方广场，这个城市在他面前逐渐展开，他有自己的眼睛，有自己的感受，你告诉他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可是他看到了什么？能证明这一点吗？”

　一次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一位与会者说：“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同时，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

　在国外的三年多，虞河岳碰到很多人，说到中国时，都说中国的发展的确快，可是，他们还说：“城市的发展，不能像你们提的那样‘日新月异’。”这话给虞河岳留下很深的印象。

　城市的建设，不能像穿一件时装一样，今天好就穿上，明天觉得不好就可以脱下来，一定要小心翼翼地做。因为，很多东西，毁掉了，就再也没有了。

　 “在国外看得越多，这种感觉越深刻。”虞说，他现在就是想把自己的感受交流给别人，业内的同行和一切关心这个领域的人，“虽然，我们的城市不可能明天就变成那个样子，可是，我们应该有标准，知道那才是好的，我们应该往那个方向去做。”

　否则，浪费国家资源，浪费纳税人的钱，制造了大量的城市垃圾无法处理，还彻底地毁坏了城市的格局。

　 “再好的建筑师也创造不出比自然更美的风景”

　安纳西（ANNASY），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麓的美丽小城，一个房价比巴黎还高的地方。

　用虞河岳的话来形容，“走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要么看到山，要么看到水。”

　阿尔卑斯山融雪形成的湖泊，穿城而过的运河，青黛色的远山，近处绿树繁花，构成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就是这个城市一眼看上去给人的印象。

　而据虞河岳介绍，这个城市的旅游业非常发达，游客人数是城市人口的8倍以上，旅游业收入在全法国都是响当当的。他每次去，都是游人如织。但是，在那些照片中，你看不到大规模的建设，周围景观也没有被大规模破坏。

　虞河岳有次问当地的一位老人，这里游客这么多，为什么不盖上几座大酒店？以前有没有这方面的争论？

　老人回答：“有过争论，也盖过楼，后来都拆了。”

　在一张湖边景色的照片里，虞河岳指着一排高大的法国梧桐树说，这后面是一排别墅，其中不乏知名建筑家的作品，但是人们还是认为那些房子破坏了自然的景观，专门栽了这一排树来“遮丑”。

　另外一幅，湖边的一大片空地，绿阴环绕。据说这片地已经保留了400多年，在他们看来，如果水平不够，做不好，宁可留着不做。并不只有开发才是政府的政绩。

　虞很感叹，“再好的建筑师也创造不出比自然更美的风景。可是换了我们，大概马上拍卖，管你做个什么东西呢。”

　沿湖还有一片空旷之地，是一个能容纳8万人的草地广场，满是来自欧洲各地的游客，人们在这里晒太阳、游戏、聊天，“这样充分的活动空间，比任何人工设计的场所都好100倍”。

　安纳西城市在湖上的入口标志，是一个长着两棵树的小岛，乍一看像是水中生出了两棵树。

　这个巴掌大的小岛正好位于轮船的航道上，让大一点的轮船无法通过。曾经也有讨论，说要不要把这两棵树砍掉，让游客来得更多更方便。

　最后，还是决定不能这么做，因为“那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形象标志”，具有象征意义，保留它比多来两船游客要更重要。

　当然，一座始建于570年前的城市一定无法满足现代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原先的石子路没法跑汽车，不能骑自行车，不能滑滑板，在铺设柏油路时，他们甚至特制了赭红色的沥青，为的就是与周围的房子色彩配合。

　 “人家小心到这种程度！”虞河岳说。听众也是唏嘘不已。

　 “城市看不到自己历史的传承和发展的轨迹，永远都在浮动，没有根基”

　在国外，虞河岳开车时有个习惯，因为怕漏过窗外的美景，照相机永远放在手边，看到漂亮的建筑与风景随时拍下来。而在北京，他说不知道拍哪里，才能反映“北京”这个城市。

　 “你说，哪里是？西站吗？还是东方广场？城市的个性都没有了，没有个性的城市怎么会吸引人？”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外经贸部他的办公室，街对面的，就是改建后的王府井大街和那个大得吓人的东方广场。

　数年前，当东方广场刚刚破土动工时，虞河岳和一位同事就商量，要把这片地上拆与建的过程拍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对面的工地留一张影。

　 “后来你再看过那些照片吗？”我问。

　 “还用得着看照片吗？北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想看天天有，到处都看得见。”

　在欧洲看了数不清的建筑，意大利的米兰教堂是他最喜欢的建筑之一。去了很多次，有时只是在门前的广场上坐一坐，看着宏伟巍峨的教堂，又是感动又是悲哀。感动是因为那儿的美，悲哀是想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哪里还让人有这种感觉？

　 “只有那些老的地方，可是我们不能永远都说故宫吧？”

　虞河岳介绍，在瑞士，一个项目的决定，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公众说了算。每一个新建项目，都要通过报纸、电视等各种媒体，发布公告。公众如果有反对意见，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州政府提出。一般情况，只要有两三个人提出异议，这个项目就会交专门的专家评审委员会论证，确有问题，项目就必须改建或停止。

　 “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效率？”

　 “恰恰相反，正是这样的论证程序，才保证了长久的效率，保证城市的每一步发展都是有序的。短平快的决策，后果是什么？70年代拆50年代的，80年代拆60年代的，这样的教训我们还不够多吗？”

　有人说，建筑是石头书写的历史，而我们城市的历史，却天天处于“改建”之中。虞说，“这是件很恐怖的事。”

　 “来不来就是推土机上，大片大片地推倒重来。巨大的浪费不说，城市看不到自己历史的传承和发展的轨迹，永远都在浮动，没有根基。”

　 “难道旧的就一定是好的吗？”

　 “旧的不一定就是好的，在国外也不是。关键是如何达到一种发展与保护的协调。城市规划，难就难在这里。毁掉旧的，瞎盖高楼，也不等于就是发展了。”

　他叹口气，说：“至少，北京并没有越来越漂亮。”

　 “也许，北京的漂亮和瑞士的漂亮不一样。”

　 “那当然，每个城市有不同的地理、历史、文化，人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城市应该有不同的风格。并不是把瑞士的拿来就是好，可是，我们的城市哪儿去了？不知道。”“建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和医生一样，心脏医生动手术时，别人就不能随便指手画脚。可是一个领导喜欢给房子加个顶，于是所有房子上都顶着个‘帽子’，这不是很荒唐吗？”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沿着一种什么思路在走，是文化的思路，还是仅仅是商业的思路？”

　 “很多东西，它刚出现的时候和很多年以后，人们的评价会有很大的不同，像埃菲尔铁塔之类。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在多年以后，北京城反而成了一种典范？”我开玩笑地说。

　他笑了，“从数学的概率上，也许。可是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我相信，人们对美的认识，还是有个基本标准的。至少，我们都向往瑞士那样的环境，希望生活在那样的地方。”

　虞河岳说，对埃菲尔铁塔的评价是对一个单独的建筑物的评价，而我们今天的城市，更重要的问题是“严重缺乏整体”。

　在瑞士，你单独看每一栋房子，并不觉得多么漂亮，可是把它们放在环境中，就显得那么和谐。而我们的城市，最缺的就是关系，建筑与环境之间没有关系，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没有关系。单独看，有些还不错，放在一起就是乱七八糟。

　 “这就不是建筑的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和设计的问题。”

　而城市规划是政府做的事。开发商受利益驱动，政府的作用，正应该是放长眼光，不图一时之利，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将城市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在瑞士他曾经闹过一个笑话。

　当时看到瑞士人制定的各种极其细致的规章条例，就打算把有关的建筑条例复印下来，好好看看。结果人家说，这怎么复印，好几大柜子都是。

　后来想想，就算把人家的规章都拿来又有什么用，规划规章咱们也有，问题是制定和实施是两回事。

　 “这个城市已经成这样了，现在还能怎么办？”

　 “城市还在发展，还可以改变，起码我们别让它再坏下去了，坏下去是没有底的。2008年奥运会、CBD（中央商务区）的兴建，这样大的活动和项目都会对北京的城市面貌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让更多的人来思考和讨论一下，我们的城市，究竟是沿着一种什么思路在走，是文化的思路，还是仅仅是商业的思路？”他说。

　很多时候，关注本身就会成为力量。毕竟，这是我们的城市，它的好坏与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息息相关。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明确要往哪个方向去。也许，100年后希望比他们做得更好，千万不要想三五年内‘赶英超美’，短视、急功近利只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和毁灭。”

我最近写的文章中的错误（2）更正见文后

fengyue — Sun, 15 January 2006 00:14:23 +0800

【冰点】
被遗忘的牺牲
2005年12月21日

本报记者冯玥

　拿着《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的书稿，寻找出版社屡屡碰壁时，曾经有人问孙维韬：“你一个共产党员，干吗费那么大力气给国民党歌功颂德？”

　那是半年前，各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也有空军某部在审稿后提出意见，一是蒋介石的照片出现得太多；二要取消书中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的内容，理由是“中日关系太复杂太敏感，怕有不好的影响。”

　对于这些说法，作为一个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军人，孙维韬的回答很明确：“历史就是历史。”

　 “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从孙维韬的职业生涯来看，这本不过20万字的《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实在算不了什么。他曾担任9卷集、1400万字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总编组组长，《俄汉军事大词典》总编审，《军事百科词典》主编，《世界军事知识词典》副主编，《国防知识》丛书副主编，《兵器知识文库》副主编……但就是为这本区区“小书”的编辑出版所费的周折，让他感慨最多。

　 2004年初，北京航空联谊会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决定编写一本介绍中苏美空军在中国抗日战场上，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画册。

　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事中，涉及空军的内容，一直少有翔实的介绍。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原本就相当薄弱的中国空军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后，可用飞机只剩30余架，面对不断增加的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空袭，已无力反击，制空权全部落入日本空军之手。

　当时，欧美诸国以“严守中立”为名，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而苏联担心日本的扩张会危及自己在远东的安全，采取了积极的援华方针。19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1月组成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直至1942年6月，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大规模援华中断，这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低息贷款，并先后向中国出售1285架飞机及其他作战物资。苏联政府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物资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校、训练基地，以轮换方式分批派遣军事顾问，连同各种空、地勤技术人员共计5000余人，改装训练中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雪中送炭，使得中国空军起死回生。

　近些年来，关于陈纳德、“飞虎队”、驼峰航线的报道，不断见于各种媒体，而了解苏联志愿航空队历史的人，却还是不太多见。

　 “这段历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及不少我到过的抗战纪念馆里，都是一片空白。”孙维韬说。

　孙维韬1980年之前，在中国空军服役30年，曾长期担任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翻译。他说，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段历史就少有人提了。“但无论现实政治如何，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有责任把真正的历史留传下去。”

　作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孙维韬，曾经受邀到黑龙江大学国防教育学院做报告，当他提及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的历史时，座中居然无人知晓。“那是给沈阳军区培养干部的地方，还是军人呢，都不知道。”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志愿飞行人员除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外，还参加了保卫南昌、广州、兰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地的空战。据统计，至1940年，日本共损失飞机986架，这与苏联志愿飞行员的作用密不可分。

　 1938年2月23日，由波雷宁大尉率队，28架轰炸机从武汉远征台湾，轰炸日军占领的松山机场，一役击毁日机40架，烧毁了可供该基地3年使用的航空汽油。“1939年8月14日，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机群奔袭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人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万县人民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把他安葬在景色壮美的太白岩。

　库里申科的事迹，在当时传遍中国，可是在他的祖国却毫无反响。当时援华志愿人员的去向是保密的。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也只是这样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几个月后，库里申科的妻子接到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上面写着：‘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任务时牺牲。’至于牺牲的具体经过和葬身地点，家人全然不知。

　 20世纪50年代中期，库里申科的女儿莫娜·库里申科考入莫斯科机床制造学院，她的同学中有不少中国留学生。

　一天，一位中国留学生叫住了莫娜：‘在中国，人们一直缅怀着一位苏联飞行员，他的姓和你一样。我们早就想问你，你是否是他的亲属？’

　直到此时，莫娜才知道她父亲的下落。

　 1958年国庆前夕，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库里申科的遗孀和女儿发出邀请，请她们到中国做客，并祭扫亲人墓地。在北京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握着库里申科妻子和女儿的手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像库里申科一样，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员，一共有236人。

　 “这样壮烈的事，难道不值得让更多人了解吗？”

　被有意无意淡忘或掩蔽的历史，又何止于此。

　陈子堃一直遗憾没有见过六叔陈端紘的照片。

　 1945年4月10日，陈端紘驾驶的战斗机在掩护地面部队向敌人进攻时，因低空扫射不幸被日寇炮火击中，牺牲在湖北老河口地区。那时，陈子堃还没有出生。

　陈子堃记得，“文革”中，家里人偷偷摸摸地焚烧旧照片时，他从火焰中抽出一张烧焦了的吊唁场景的照片，据说是当时为六叔开的追悼会。

　 1938年，中国国土战火遍地，20岁的陈端紘决定放弃测量局安稳悠闲的工作，赴沦陷区从军。他背着家人，偷偷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北京南下报考航校。

　 50年后，陈子堃拜访了六叔当年在航校的同学、时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的邢海帆，希望能从他那里看到六叔的遗照，可惜，邢海帆家里当年的照片、资料也全部被焚毁了。惟一一张当年的照片，是几年前一位在台湾的老战友赠送的。

　邢海帆告诉他，当年的战友还活着的已是屈指可数，三分之二的人在战争中就牺牲了，现在有一小部分在台湾和美国，留在大陆的三人，朝鲜战争时牺牲了一位，另一位死于“文革”。

　在《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的附录———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名册里，关于“陈端紘”的内容有：军衔上尉，籍贯河北宛平，1918年出生，1945年4月10日牺牲，牺牲原因：作战阵亡。

　收入这份名册的，还有822个名字，他们基本出生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死于1937年至1945年间，平均年龄不到30岁。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事开始。其时，日本已储备2200架各型作战飞机，首批投入淞沪战场440架，他们认为，中国空军兵力有限，飞机老旧，性能落后，又无补充来源，三天之内就能消灭中国空军。

　 “8月17日清晨，中国空军第5大队和25中队奉命以6架霍克－3飞机赴上海轰击虹口日本陆战队司令部……阎海文驾驶2510号飞机紧跟中队长起飞。到达预定目标后，阎海文跟随长机从2000英尺高度依次俯冲低空投弹击中目标。敌人架在楼顶上的机枪向我机开火，阎海文的飞机被击中无法操纵，跳伞落入敌阵，被数十名日军包围，并呼喊着‘活捉支那飞行员！’阎海文冷静地等着日军靠近，用自卫手枪连续击毙5名日军，日军退了回去，有的要开枪，被鬼子头目制止，并喊话要中国飞行员投降。阎海文从隐蔽处走出来，昂首挺立，眼见10多名日军士兵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逼近，阎海文缓缓举起手枪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8月19日，中国空军指挥部接到侦察机报告，大批日本军舰集结在白龙港附近海面，遂命令第4大队出动战斗机，掩护第2大队轰炸机前往轰炸……飞至南汇上空时，分队长沈崇诲、轰炸员陈锡纯驾驶的904号轰炸机发生故障尾部冒烟。当时南汇在我军控制之中，如迫降或跳伞都可能生还……一位26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一位不满21岁的爱国飞行员，同心协力，从2000米高空对准就近的一艘敌舰冲去，火光闪处，浓烟腾起……敌舰因弹药库爆炸很快沉没。”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这样壮烈的事，难道不值得让更多人了解吗？无论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是抗日的，就是英雄！”74岁的孙维韬提高了嗓音，几乎喊着说。

　　　 “1938年5月中旬，历时3个月的徐州会战已近尾声。鉴于徐州会战的失利及日军对武汉等城市的狂轰滥炸，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打击日寇气焰。最初的考虑是轰炸日本本土，让日本人也尝尝挨炸弹的滋味。后来多数人认为投掷几颗炸弹作用有限，况且也不应像日本法西斯那样伤及平民，投炸弹不如撒传单，决定对日本本土实施一次反战宣传和示威性空袭。

　　　 1938年5月19日，8名勇士两架飞机，分别由徐焕升、佟彦博驾驶，满载上百万份传单，向日本飞去。海面上是否会遇上敌舰攻击、敌机拦截，日本本土防空预警反应能力如何，都是未知数。

　　　 5月20日凌晨2时45分，我双机飞临长崎上空，撒下首批传单。而后在福冈、佐贺、九州等城市，投放照明弹、撒传单。20日11时13分，双机降落在汉口机场。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吴玉章等，向徐焕升等空军勇士赠送两面锦旗，上面分别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气吞三岛，威震九州。

　　　日本举国骚然，6天之后，内阁大改组。1938年5月31日，日军出动54架飞机轰炸武汉。中国空军对此早有准备，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协同作战，击落敌机14架。”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照片，徐焕升的照片也在其间，并注明“徐焕升是先于杜拉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干吗让他们给拖黄！”

　　　 2004年10月，初稿成形，加上各处收集来的近千张历史照片，书的大模样有了。航联会分别给北京市统战部、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等单位送审稿件，希望能得到赞助出版。同时，撰写者、编审者着手编辑工作，统一体例，细致地打磨内容，核实资料。

　　　没想到，一转眼到了2005年6月，出版的事情还没着落。

　　　北京市统战部的回复是“同意出书，经费自理”。二战史研究会出具的审稿意见也很积极，认为该书“史料翔实，图文并茂，客观、全面、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也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斗历程”。

　　　孙维韬他们最希望由空军蓝天出版社来出，觉得这是名正言顺、适得其所。可书稿送去大半年了，出版社一直也没有明确回复。找上门去，对方说，可以出，但是要有空军司令员正式批件。至于批件，要经过政治部宣传部外联部。什么时候能下来？说不准。能不能快点？这是程序问题，我们没法给领导下命令。

　　　这时航联会内部有两派意见。一种说，要么就等等吧，等蓝天出版社的回复。孙维韬认为，没法再等了。

　　　有主编大型辞书经验的他说服大家：“书的出版是有流程的。排版、制版、校对、印刷，都需要时间。”再等下去，就赶不上“飞虎队”老战士8月13日在北京的聚会，赶不上8月15日的活动……“中秋过了，谁还吃月饼呢？”孙维韬说，“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干吗让他们给拖黄！我们干的又不是坏事。”争执到后来，一位航联会的领导甚至在电话里说：“你爱怎样怎样吧，出了事我们可不负责。”

　　　最后，几位老同志决定，自费出版，文责自负。“干吗一定要出这本书？”不止一个人问过孙维韬。他的履历并不需要再靠这本书来增加分量了。“我就是希望把我所了解的历史，真实地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他说，“抗战胜利60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人一生中有几个60年啊，如果这次放弃了，还能等到70周年吗？”

　　　他相信，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1950年，19岁的孙维韬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今黑龙江大学）被紧急选入志愿军空三师，担任俄语翻译。当时他才刚学了8个月的俄语，只掌握了1300个生活用单词，语法还没有学完。而空三师是一个刚由步兵师组建成的空军部队，按计划，入朝前各级干部要接受苏联空军三个月的突击培训。课程包括航空气象学、领航学、雷达使用、各种飞机性能和识别办法等等。那么多生词和技术术语，别说译成俄语，连中文都是头一次听说。

　　　果然，孙维韬第一天在课堂上当翻译就砸了锅。被苏联专家用教鞭指着他的鼻子说：“下去，你这个不够格的小翻译！”

　　　但他并没有退缩，擦掉眼泪后争分夺秒，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三个月后，当培训班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公认的航空专业课的首席翻译。把他赶下讲台的那位苏联专家逢人就说，这个小翻译进步太快了。“知难而进，我这辈子所尝到的甜头，都是从这句话来的。而且，你看，事实证明，我们胜利了，书放在这儿呢！”他哈哈大笑。

　　　从6月30日和印刷厂签订合同，到8月12日出书，这40天左右的时间，正是北京酷暑难熬的日子。20万字、1000张图片、总共326页画册的五次校对，几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是由周智弘、孙维韬、温有祥等几位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的老人自己完成的。

　　　曾经想找一些大学生来帮着校对，但是对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给多少钱。孙维韬说也可以理解，他们都要勤工助学。可是，因为经费有限，他们这些老先生出门查资料、去图书馆，连出租车也舍不得坐，都是拿着离休证去坐免费公共汽车，哪儿去找这笔支出呢。

　　　能动员的家人全被动员起来了，周智弘的儿子女婿分别捐款资助，孙维韬的老伴、导弹设计高级工程师温家琦，也被拉来作义务校对。封面设计一打听要几千元，平时喜欢画画的孙维韬干脆自己动手。书名的题写，找的是老朋友著名书法家刘月忠，“免费的”。

　　　 3月体检时，孙维韬查出白血球总数过高，吃抗生素打针都没有作用，医生多次要求他住院检查，他一直拖着不去。

　　　 “我没法去啊。”他说，“当时是什么情景，刘兴军，大面积心梗，抢救之后，在家躺着呢。周智弘，脑溢血，还在住院。彭谦，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了。”“周智弘当时和我说，你千万不能撒手，你一撒手，咱们就完了。”孙维韬回答他，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撒手。80岁的周智弘，原空军航校参谋长，笕桥航校毕业。在他住院的19天里，硬是坚持半天点滴，半天校稿。

　　　 “你一定要写写他们。这些年轻人太可爱了。”

　　　编辑费、稿费可以不算；没钱买书号，可以作为内部发行。可是要出版，印刷的钱总要有着落才行啊。这可不是坐公共汽车就能省得出来的数目。

　　　还好，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表示可以赞助10万元。加上航联会成员的捐助，编委会、编审组成员再各自掏点，总算凑起来差不多了。但有一个问题是，这笔10万元的款项要到年底才能兑现，哪家印刷厂愿意先干活后拿钱呢？

　　　大热天里，找了几家北京的印刷厂，谁都不肯干这种买卖。这时，孙维韬想起了廊坊市海翔印刷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私人印刷公司，孙维韬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1989年离休后，他受聘民政部，任中福企业莫斯科总代表开展对外经贸业务，回国后，曾写过一本记述这6年经历的书，就是由这家公司印制的，质量相当不错。后来，孙维韬的女儿单位有一笔印刷的业务，也交给了这家公司。

　　　公司的负责人范学增、杨晶是夫妻俩，很感激孙维韬给他们牵的线，一直说要给他一笔回扣，被孙维韬拒绝了。孙维韬向他们说明了这本书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不能少赚钱或者不赚钱，算是帮自己这个忙。

　　　这时候已经是6月底了，要求是8月13日必须见书，128克铜版纸，1000多张照片，四彩印刷，16开本，326页，5000本印量，总共16万元费用。6万元买纸备料的启动资金由几个老同志你两万我一万预先垫付，剩下的10万元年底才能兑现。而之前谈的印刷厂，25万元都不肯干。“5000本16万，一本平均才30元多点，封面的费用还没算。折合下来，一页一毛钱都不到。这账就怕细算。”孙维韬感慨，“我太感激他们了，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就出不来这本书。”

　　　为了赶这本书的进度，小范和小杨停掉了公司里其他所有业务，全力以赴。光是送校样，取校样，开车从廊坊到北京来回上百公里，就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汽油钱一个月花了2000多元。开始的价钱是按每本画册300页计算的，后来由于增加了“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名册”、“参考书目”等内容，一下超出20多页，算下来也不是一笔小数字，这些费用都没有追加。小范和孙维韬说，你们这些老同志太不容易了，让人没法和你们细算钱的事。

　　　被感动的还有孙维韬住处大院里的田雨文印室从河南来的小雷一家人。因为经常在这里打印、复印、扫描照片，孙维韬和他们一家也熟悉起来。知道了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后，小雷曾说：“不要钱了。你们的精神比给我们钱还值钱。”孙维韬不答应，那怎么行，你还得养家糊口。于是田雨文印室对这本画册实施优惠政策，复印一张三毛，这里只要5分；扫描照片一张5元，这里1元。而且随叫随到，不厌其烦。“给我们省了好多钱啊！你一定要写写他们。这些年轻人太可爱了。”孙维韬说。最有意思的是，小雷还给老孙送来一箱牛奶，说老先生太辛苦了，慰劳一下。“他们的收入非常有限，却能这么理解和支持我们。这种‘热’和之前的‘冷’，怎么能不让人感慨。”

　　　因为是内部发行，《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只能赠送，不能发行。孙维韬和夫人自费寄给全国各大专院校和40多个图书馆，邮费就花了1000多元了。他举着这本沉甸甸的图册：“这一本就是3斤重，一次我俩也就是能拿个三五本。”他很享受这种“写书、出书、送书”的一条龙服务，“年纪越大，越有紧迫感要把自己知道的留给后人。只要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就足够了。”

　　　胡锦涛5月9日赴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时，作为礼物赠送给俄总统普京及前苏联援华抗日老战士的大型画册《胜利的回忆》，所用的100余幅照片和史料素材，就是选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中的苏联部分。

　　　前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拿到这本画册时曾感慨：“这段历史很多俄罗斯人都已经淡忘了，中国人还记得，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温暖。”

　　　 8月1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根据《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选用了书中的220余张历史图片，配以10余架二战飞机模型以及由当年参加抗战的空军老战士提供的20余件文物，举办了半年期的《中国战区中、苏、美空军联合抗日史实展》主题展览。

更正：

文章开始的第三自然段：“……也有空军某部在审稿后提出意见，一是蒋介石的照片出现得太多；二要取消书中抗战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应为“抗战胜利前夕”。

这是我疏忽所至。向读者致歉。

我最近写的文章中的错误（1）更正见文后

fengyue — Sun, 15 January 2006 00:00:46 +0800

人物点评
2006年01月11日

　 沙龙：从将军到政治家

　从黎巴嫩难民营里纵容屠杀而被迫辞职的国防部部长，到踏入伊斯兰圣地引发新一轮流血冲突的反对党领导人，再到因坚持从加沙地带撤军脱离利库德集团，并与几十年的政敌结合重组新党的以色列总理，沙龙的一生，强悍，起伏跌宕，矛盾重重。

　随着拉宾、阿拉法特的离世，沙龙的病危，巴以关系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战场上的将军放下手里的枪，蹚过鲜血，放弃暴力，成为左右为难的政治家，学习用谈判来寻觅和平。那片土地100多年的历史告诉人们，叱咤风云的将军带不来和平。

　病危的沙龙，牵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我妄然猜想，如果是在和平安宁的中东，他可以作为一个在自家农场安静养病的农夫，也许会觉得更加幸福吧。

　 东史郎：人死了，良知存

　 95岁的东史郎去世了。作为一个曾经的侵略者，他赢得了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广泛的尊重与纪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他以他人性的良知，敢于反省侵略历史的勇气，维护和平的正义感和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不懈努力，赢得了我们的谅解和尊重”。

　他的后半生，一直是在执著而坚韧地抵抗着妄图掩蔽历史真相的势力。他的忏悔和谢罪的行为，不仅只是救赎自己和犯罪的同胞，也在救赎所有不知正视历史、尊重历史、反省历史的政府与个人。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东史郎留给人类的一面镜子。

　 姚文元：死亡乎，消亡乎？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这几行不带任何解释的新闻，大概会让不少“80后”一代顿生时空倒错之感吧？“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文革”等一类词汇，像是一段历史标签，被粘贴在那段很多人并不了解和熟悉的历史表面，似乎已经渐渐被淡忘，被时光筛淘出人们的记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而今，“四人帮”中仅剩的姚文元的病亡，意味着“四人帮”存在的最终消亡。然而与“四人帮”一同盛行，曾使我们这个民族陷入疯狂和绝望边缘的“左”的幽灵与集体无意识，真的消失殆尽了吗？

　 陈苏厚：从副省长到农民

　 “某某，毅然抛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很滥俗的情节，如果是出现在虚假的影视剧或典型人物的宣传稿中，你一定会嗤之以鼻。不过，这一次，主人公不是编造出来的“退伍军人”或“大学生”，而是一位前副省长。

　海南省前副省长陈苏厚，离休后回到远离城市、只有170多户人家的家乡山村。媒体报道称：“他身体力行改变家乡面貌，亦欲改写中国退休高官的生活定式。”

　你尽管可以去批判他所拥有一般农民所不具备的资源，甚至，他眼下这个农民身份也要加上引号。但放到更大的环境中去看，相比带着赃款往国外跑的高官，陈苏厚的作为，值得尊重。

更正

姚文元一段中，有史实错误。

姚及四人帮是于1976年被捕，但是公开审判是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至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所以判刑的日期不对。

那段文字，我是直接拷的新华社稿子，也没过脑子想。不想弄出这么个乌龙。

我们对这一段历史，还没来得及了解，就已经要遗忘了。

面对自己的灵魂

fengyue — Thu, 03 November 2005 20:19:40 +0800

【冰点】
面对自己的灵魂
2004年03月24日 00:03

本报记者冯玥

　第一次见到丁大卫，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个活动上。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美国人，特神，给他报销飞机票他不要，坚持自己坐火车硬座，从广东到北京，又自己去车站买了硬座票，从北京回甘肃。

　据介绍，他爱好广泛，包括体育运动、音乐、文学、教育和“为人民服务”；任西北民族学院英语教师7年；2000年至今，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做基础教育义务助学工作。

　会上，他拿着一本相册给大家传看，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不知道我们东乡的孩子有多可爱。”

　再次见他是在兰州，他带着我，熟门熟路地倒了两趟公共汽车，来到汽车南站，我们要在这里乘长途车到东乡。站门口的一个司机见了他立刻跑过来，亲热地问“回呢吗？”两人商量了一会儿，丁大卫让我跟着司机去买票，他不在站内上车。后来我才知道，按规定，外国人在站内买票要多加40元的保险，所以丁大卫每次都是和司机说好，给他留一个座位，他走出去一段路再上车，这样就只要付10元的车费。

　东乡距兰州约100公里，车程约3小时。一路上，身高1．93米的他，窝着一双长腿，挤坐在长途车的最后一排，以东道主的姿态为我介绍，这条马路是50周年县庆时修的，那座电信塔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这个镇子离县城还有多远，等等。

　他的口头禅是“我们东乡”。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有什么不行？”

　 1995年，丁大卫作为外籍教师应聘到西北民院，学校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他打听了一圈后，知道这个工资比一般教师要高，于是主动找到学校，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不同意，坚持要付1000元，丁大卫觉得“四位数”还是太高，几番争执，最后定在了950元。

　要求降工资，这也不是丁大卫的第一次。

　 1994年，丁大卫在珠海恩溢私立小学任英语教师时，为了降低工资，为了和其他老师一样，不住带空调的房间，也和校长发生过一次相似的“斗争”。

　当时，学校外面是一个市场，丁大卫指着市场里民工住的地方对校长说，你看他们，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帐篷里，很闷很热，冲凉也不方便，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比他们已经强很多了。

　这位校长后来到处和人说，这个丁大卫，老和民工比。

　到了东乡，条件更为艰苦。没有暖气、没有电视、没有洗衣机、没有抽水马桶，“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有什么不行？”他说。

　 “也许有点怪怪的，但我就是这样想的。”说这话时，我们已经来到丁大卫在东乡的“家”里。这是一间13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屋里放着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个三人沙发、两个文件柜和一张床。白天，这里是福特基金会在东乡赞助的双语教学试验项目的办公室，到了晚上，就是丁大卫的“家”。

　那是一张最普通的单人床，我问他这么高的个子怎么睡得下？他说已经习惯了，来中国10年，几乎就没有睡过足够长的床，被子也短，身子盖一床腿脚盖一床。他笑着说这样好，脚臭鼻子也闻不到。

　他一边说着，一边找出几张报纸，撕碎，然后用脚把劈柴跺断，开始生炉子。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3月初，海拔2600米的东乡，很冷。

　生好炉子，我们出去吃饭。走进一家饭馆，老板和伙计都认得他，丁大卫和他们用东乡土话说了几句，不一会儿，伙计端来了一盘羊肉和两碗面片。平时，丁大卫的饭就是一碗牛肉面或一盘炒面片，加一个饼，不超过3元钱。这次，为了招待我，他请我吃东乡的手抓羊肉。

　这顿饭花了30元，我抢着要付账，丁大卫只是坐在那里笑，说“那你看看他们收不收你的钱”。小伙计拿眼睛看着大卫，从他手里接过了饭钱。

　以后的几天里，在我的坚持下，大卫“允许”我和他轮流付账。每顿饭，不过就是两碗面或几个包子，两人加起来都超不过五六元。

　 2002年6月，丁大卫和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他决定辞去民院的工作，专职到东乡来做事。县文化教育体育局也表示，愿意聘请他担任该局教育教学研究室顾问，并每月发给他500元生活费。在东乡，一个任课老师的月收入在900至1200元之间。

　然而丁大卫的聘任手续一办就是一年多。2003年6月，甘肃省公安厅、省外事局、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安局等部门专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东乡了解情况，认为他“不计个人报酬，克服种种困难……品德和行为令人感动”。直到2004年1月底，他才总算“名正言顺”地被聘任了。身份问题虽然是解决了，可是，那每月500元的工资，他至今也没有领到过一次。

　 “我不着急，反正我还有以前的积蓄。”他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支出除了吃饭就是打电话和写信买邮票，每月四五百元就够了。

　 “听起来你简直就没有缺点。”我开玩笑地说。

　 “怎么没有？多了！”他一口气地说：“不挣钱、不纳税、不消费、不爱洗澡、不爱换衣服、爱啃手指……”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全美最大一家轮胎厂的高级行政人员，妈妈做过中学老师，后来专门在家照顾他们弟兄四人，每年一家人总要去佛罗里达或大峡谷度假。

　升大学时，丁大卫选择了弗吉尼亚的威廉马莉大学（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这是全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有300多年历史，经济学专业非常有名。

　大学三年级时，大卫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留学生。和所有留学生一样，他在中国旅行，品尝各种美食。回国后，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拿到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做老师。毕业后，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1994年，他来到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

　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丁大卫发现，招聘的5个人中有4个来自西北地区。他觉得，西北的人才都出来了，有谁去呢？

　于是，他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选择了西北民院，他的想法很简单：“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这也是让丁大卫做出以后很多选择的一个根本想法：“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在民院，丁大卫不肯住外籍专家楼，而是在学生宿舍楼里找了间小屋。“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比如讲英美文学。第一周，他会告诉学生，我们都要学习哪些作家的作品，每个同学自己选择，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弥尔顿。从第二周到期中考试，每个同学都要上讲台当老师，用任何一种方法告诉大家，这个作家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丁大卫坐在学生中，评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内容是否充分。下半个学期，则纯粹是看作品、研讨。你喜欢哪部作品中的哪个人物？什么地方没有看懂？

　口语课，被丁大卫变成了“演讲与辩论”课。每个学生轮流上台用英语演讲，或者结成小组，就一个话题展开辩论。

　他觉得，当老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你应该知道，你所教的，值不值得学生学习。外语，是一种能力，可是现在的外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考级，学生不会说、不会写、不会思考。

　丁大卫的课，在民院外语系是出了名的上课提问多，课后作业多。“我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其他老师的作业多不多，平时闲不闲。如果哪个星期学校有什么活动，那就不要留太多作业了。”他不能想像，有的老师教写作课，一个学年总共只写过5次文章，还包括两次期中考试和两次期末考试。

　而作为老师，他自己的“功课”则是要了解每个同学目前的水平，有什么能力，还需要弥补什么。在西北民院，有从西安最好的中学来的学生，英语说得相当好，也有乡下高中毕业的根本张不开口。上课问问题，让学生发言，就要针对不同的学生，提和他们水平相适应的问题，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他也承认。

　有一次，丁大卫想和另外一位教写作的老师讨论讨论学生的情况。

　 “那个×××，我觉得他表达能力还不错，可是语法方面总是犯错，你认为呢？”

　对方茫然，“谁？哪个班的？”

　 “就是你带的那个班嘛。”

　 “哦，我不是班主任，不是很清楚。”

　每学期第一节课，丁大卫都会和学生讲明，这门课他将怎么上。“他们很清楚我对他们的要求，同时，我也会明确他们对我的要求。”

　丁大卫告诉学生，如果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没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个对勾就还给你们，那你下次就不用写作业了。因为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不能要求你们。

　 “你能做到7年中每篇作业都逐字逐句地改？”我有点不相信。

　 “嗯。”他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哦，有几次……”有一年，丁大卫同时带3个班的“西方文化背景”课，每个班大概有50人。如果赶上这星期3个班都有课，就有些顾不上。他会和一个班的学生说明，这次作业只看内容，用词和语法就不改了。下次，再换另一个班。“只是偶尔，基本上我不愿意这么做。”

　丁老师还有一项绝技，“我上课从不点名。我认识所有的学生。”丁大卫很骄傲地说，“上课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个学生没来。”然后问一下和那个学生比较要好的同学，那个谁怎么没来？生病了吗？

　 “这么做一两次，学生就有压力了。”

　 “教育，就是交流。”他认为，任何课程，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阶段，有没有电脑、多媒体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人。

　 “我在广东时见过很多。一个小孩，父母离婚，谁也不来看他，他的学习不好了，老师只批评他不用功。其实这个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告诉他二加二等于几，他需要有人关心，需要一个成年人的榜样，怎么面对人生。”

　强调交流，就必须尊重。在学校里，最让他不喜欢的，就是系里有一点事，有什么活动，就可以说学生不用上课了，他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不尊重。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锻炼外语能力的机会，丁大卫在民院组织起英语角，这个英语角的特殊之处在于“有人讲的”。每周日下午3点，他自己开场，先就一个话题讲40分钟，然后自由讨论。为了“引诱”其他高校的外教来英语角，丁大卫承诺，坚持到6点，他请晚饭。算下来，6年半时间，请了多少顿饭他也不记得了，这大概是丁大卫在兰州生活中的最大一笔支出。

　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自己不算一个好的英语老师。

　 “我教他们我觉得最需要的东西，可是，英语角又不能帮他们过四六级。”说这话时，他的语调低了下来，垂着头，蓝灰色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因为缺少维生素，他的手指上满是倒刺。

　 “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最差。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

　有天下午，我和丁大卫从乡里的学校搭长途车回县城。一上车，售票的小伙子就说：“丁大卫，你说说，你不在兰州待着，跑到东乡来干什么？”

　丁大卫和他逗：“东乡好啊。”

　小伙子不明白了：“东乡好什么，当然是兰州好了。”这样的问题，丁大卫已经被问了不知多少次了。

　 2000年，丁大卫在民院教课之余，每周花3天时间到东乡来，开始了他的“义务助学工作”。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以东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国家扶贫重点县。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达82．63％。文化程度综合均值，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大卫离开美国、离开家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留在那里只能是锦上添花。离开兰州，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高等教育很多人在做，国家也重视，西北民院现在已经有7名外教了。相对来说，基础教育就差很多。”他一直记得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全球基础教育的排名，中国倒数第二。“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最差。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

　 “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证最需要的。”他说，就好像牙齿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总要让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吧。

　刚认识时，我曾经问丁大卫：“你在东乡究竟都干些什么？”

　当时他有点怪怪地苦笑了一下，说“goodquestion”，没有解释。

　来到东乡，跟着他跑了几天，我也糊涂了，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他所做的事情。

　有一天去邮政所取信、订杂志，然后去免古池乡的马场恩溢学校看望那里的六位女老师。

　马场学校距县城步行40分钟，是2000年由珠海恩溢学校和新加坡一位女士捐助修建的，今年已经有四个年级240多名学生。每年“三八”节，丁大卫都要给女老师们买一份礼物。前年是床单，去年是闹钟，今年，他说实在想不出买什么东西了，就到邮局给老师们订了两份杂志。预算100元，花了109元。

　有一天去东源乡包岭恩溢学校。这所学校离县城最远，要先坐半小时中巴车，再走5公里的山路。那天正赶上沙尘天气。刚走进校门口，丁大卫就嘟囔了一句“国旗怎么没有挂？”后来问过校长，说是天气不好，怕风把旗子吹坏了，所以摘了下来。

　学校原来的房子是1956年盖的，早已残破不堪，一位老师带着20多个学生只能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上课。2002年，用7位捐助人的4．5万元经过改造后，现在已经有5个年级110多名学生了。丁大卫上周刚收到一笔捐款，他想把这笔钱用在返还学生部分学费上。这里每学期的收费是25元，他计划给男生返还5元，给女生返回10元。这次去，要把学生的人数和名单定下来，好写信告诉捐款人。

　还有一天去春台乡祈牙小学，和校长商量给学生做校服的事。

　这是一个山区教学点，从县城步行半小时。只有一个年级，刚入学的孩子一点汉语都不会讲，是使用双语教材的试验点。

　一走进学校，丁大卫就趴在教室的玻璃上数坐在里面的学生人数。这是他到每所学校都要做的一件事。据校长、也是惟一的老师说，今年有32个学生，去年是43。人数降了。由于上学期县上要完成“普初”的任务，动员了一些原本不上学的学生来学校，这学期，这些学生又都回家了。

　这样杂七杂八的事不一而足。他还为了学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为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为了春节期间带东乡的6位老师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的事向教育局汇报；还“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

　东乡的好多人知道的丁大卫，是那个“经常走来走去的高个子外国人”。至于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都干了什么。”说起这些，他显得很是疲惫和落落寡欢。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需要做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事是不是还有一点意义和价值？”他问我。

　 “我不想做专家、指导者，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愿意为这里服务。”他总是认为，当地的人比他这个外来者更了解这里需要什么，不要一说就是“钱”。除了钱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吗？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

　丁大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个磨掉颜色的旧文件夹。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资料：丁大卫的身份证明，护照复印件，关于使用捐款修建几所学校的报告，教育局的批复，捐款人的名单，一本存折，几个账本，学校的照片，感谢信，一堆要寄给捐款人的票据……“This is my life here． ”（这是我在这里的生活）他说。

　几年以来，寄给“甘肃东乡丁大卫”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断，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元。很多人不相信他还在东乡，都在信中说试试看你还在不在这里。

　 “我大概是东乡收信寄信最多的人。”丁大卫说。因为文盲率高，写信的人不多，县邮政所的主要业务是邮政汇款，而不是信件投递。

　怎么使用这些钱，现在就是丁大卫的责任。“我不想要这些钱。”他一再说，建学校、配老师，让该上学的孩子不失学，那是政府要做的事。

　但是，既然这些钱都寄到他的名下，他也不能不管。

　除了给学生退学费、给学校添置相关物品、教师节、儿童节给老师学生买礼物之类，3年来，每年寒假，他都会带着东乡的老师们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交流，看大海。

　马晓红是马场学校的老师，今年春节期间，她和其他5位东乡的老师一起，在丁大卫的带领下，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去到潮阳恩溢学校，和那里的学生老师交流。而此前，马晓红没有到过兰州，没有坐过火车。“一见到大海，哎呀，什么烦恼都忘记了。”说起来她现在还激动不已。

　让丁大卫特别自豪的是，在春运期间，他带着6位没出过远门的老师，倒了两次火车，从兰州到广州，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座位，而每人的车票只花了143元。

　 “你怎么做到的？”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拿出一本边角都已经翻卷了的列车时刻表，给我解释“通票”的概念，有空调和没空调的火车差价多少，以及如何在换车的时候提前到站台找车长和列车员公关，如何凭借他的大个子挤座位。

　 “对老师们来说，这一路上都是学习。”丁大卫认为。

　回来以后，他还要把所有车票收集起来，给捐款人写信，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带老师去那里，一共花了多少，把票据都粘好，随信寄去。

　不仅这一项，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会这样写信告诉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账也一式三份，给教育局一份，学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

　 “又没有人要求你这样，不用这么麻烦吧。”翻看他的账本，从几万元的修学校费用，到几元钱的电话费都登记着，我脱口而出。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他提高了嗓门，看着我，好像有点生气了。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很多捐款人都是反复捐助，最多的，已经达到9次。

　丁大卫的精打细算还表现在很多方面。

　在祈牙小学，他得意地向我展示他在兰州旧货市场淘到的扩音器。“和新的一样，1973年的产品，一直在库房里放着，质量相当好，才80元。”还有从旧家具市场买的书架，从兰州一家网吧买的折旧的电脑桌椅。

　 2002年，上海一家保险公司打算捐几台他们淘汰的电脑给东乡。这是好事啊，丁大卫也觉得义不容辞。

　 7月，6台电脑运到兰州。麻烦也就开始了。

　首先，提货单送到东乡丁大卫手里时，已经过了免费保管的期限，还得先付一笔保管费给车站。当时东乡的学校已经放暑假了，学校里没人看管，什么东西都丢过。没办法，丁大卫只得先把装在两个小集装箱里的6台电脑寄存在兰州的朋友家里。

　一边，他要乘每次去兰州的机会，找网吧打听人家有没有要淘汰的旧桌椅。当时祈牙小学刚建好不久，连电都还没有通。其他两所学校，电压不足，经常停电，必须得配稳压器，插座也要新买。这里经常刮风，灰尘很大，还要记得去买布料把电脑罩起来。

　 10月份，对方公司来电话，问丁大卫能不能拍几张学生们用电脑的照片寄去。丁大卫很不好意思，说电脑还没用上呢。对方很不满意，对他说：“你能不能花一点时间做一下这个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租了车，把电脑和配齐的桌椅都运到了东乡。3台放在马场学校，两台放在包岭，1台放在祈牙。

　电脑桌椅运来的时候都拆散了，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重新装起来。老师们从来没用过电脑，连开机都不会，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去教。

　这几所学校都没有电话，上网是根本不可能的。丁大卫想，找一些小的学习软件，让老师学生们练练打字也好。

　问题是，6台电脑里有两台没有Windows，还是Dos系统。1996年的机型，只有软驱没有光驱。他找别人要来的一堆光盘什么用也没有。

　后来，丁大卫算了算，为了这几台电脑，前前后后一共用去了2500元，他自己费的功夫就没法算了。

　还有一次，有个地方捐了1000元，丁大卫告诉对方，这笔钱他打算用来给包岭学校买水管，把自来水引到学校。对方要求出据打印的发票证明，乡政府和县政府加盖公章。

　 “我们这里是乡下，很多事，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可是，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怎么办呢，麻烦就只好他自己受了。

　 “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

　那天去包岭的路上，经过一所叫牙胡家的小学，远远地离着几百米以外，就有孩子扯着嗓子喊“丁—大—卫”。学校和我们走的山路隔着一道很宽的沟。丁大卫高声告诉他们下午回来看他们，可校长和一群孩子还是下了沟跑到路边来，和他说了半天话。

　学校的孩子都喜欢他。那些小孩见了他就兴奋，他们喜欢让这个“巨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空中倒立，喜欢一群人围着他抢那个可以在他指尖上转动的篮球。

　而丁大卫，也只有在和孩子们玩闹的时候，才显得最开心、最轻松。

　老师们也喜欢他。女老师们经常开他的玩笑：这么大年纪还找不到老婆，一定是因为你的脚太臭了。

　丁大卫说自己属猴，按照东乡这里的算法，今年应该37岁了。而按照他妈妈的算法，他才35，因为生日还没过呢。他形容自己“大概是那种比较慢热的人”；而他有时问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像“你是不是北京户口”，也让我惊讶不已。他不以为然，“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待10年也一样。”

　走在路上，他会不经意地哼一些曲子。有一次，居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我乐了：“你还会这首歌？”

　 “我会的多了。”他说，“如果去卡拉OK，我能唱一天不重复。”他知道田震、孙楠，聊起孙燕姿、周杰伦也头头是道。以前，在广东和兰州听得多，现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娱乐，偶尔在班车上要一份人家看完的《兰州晚报》，自己看过了，还要拿给学校的老师看。酷爱篮球的他，看不到NBA比赛，爸爸从美国寄给他的篮球杂志就成了他的宝贝。

　大卫是个很细心的人，两人走路他一定走在靠车道的那边，在长途车上主动帮带孩子的妇女拿东西。说起自己的家人他更是充满深情。在民院的英语角，话题每星期都不一样，只有每年母亲节那天，他会重复地谈自己的妈妈、奶奶、曾祖母。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碰见对他这个“老外”很好奇的人，人家会问：“你在那儿干什么？收入多少？”他就会据实回答：“帮着办学。没收入。”

　对方的反应一般是：“没收入？！你不想说那就算了。”

　县里也常常有人和丁大卫说，让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宣传，扩大影响，也好有更多赞助。

　 “我不想这么做。”他说，“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他并不想成为什么榜样，也不想去影响别人。

　现在他最想有更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东乡语水平；想遇到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去青岛、泰山；还想看到什么时候，东乡不再排这个文盲率最高的“第一”。

　 “你觉得自己还会在这里待多久？”

　 “只要这里愿意继续聘任我，我就会留下来。”他说得很肯定。

　大卫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宗教”叫做American dream（美国梦）：挣更多的钱，开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认真地说，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实吗？满足吗？平静吗？

　 “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会和你说话的，会问你，你究竟为什么而活？不要忽视这个，不要随便吃一片安眠药把这些念头压下去。”说这话时，他的蓝眼睛纯净平和，坐在那张小床上的他，好像拥有整个世界。

终有一天见天日

fengyue — Wed, 07 September 2005 21:30:08 +0800

冰点特稿第557期
终有一天见天日
2005年09月07日

本报记者冯玥

　中国美术馆一层圆厅里，一个有着黄色挑染头发、学生模样的男孩，对着展柜里的画作，狐疑地问同伴：“张志新是谁？”

　画面上出现的，可能是对他的生活经验而言完全陌生的场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武斗，手摇“红宝书”的疯狂人群，头顶高帽、胸前吊着砖头的人在游街，“现行反革命犯”的字眼……

　这是一组本应在1979年10月出版发行的连环画作品，然而26年后的2005年8月23日，它才第一次真正面对公众。如果说，一本连环画也有命运，它的命运要怎样描述呢？它本应被上百万人传阅，被人们放在枕边、放在书包里，在图书馆里被翻烂，被眼泪打湿，激荡起人们胸中的怒火和悲哀……而现在，被摆放在国家美术馆宽敞明亮的展厅里，人们静静从它身边走过。

　 26年的物移时异、时空变幻之间，观众和社会已经不复是当年模样，第一作者刘宇廉已经在1997年病逝；甚至，这组连环画的主人公“张志新”，都已经变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名词。

　 “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还是思想的禁锢”

　 8月23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的刘宇廉作品展上，这组14幅的连环画《张志新》，并没有被摆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对作者而言，他后来的作品《黄河》、《九色鹿》和早期的《伤痕》、《枫》，知名度和影响度都要远远大于这组从未公开发表的《张志新》。

　不过，不少观众还是在这组作品前放慢了脚步，停下来，仔细读展柜里的这首小诗，这是当年刘宇廉为连环画《张志新》所做的文字说明———

　 “你曾经一腔激情，投入那史无前例的岁月

　热烈和真诚，像沸腾的整个中国

　可是你

　你怀疑了……

　你为那空前的浩劫痛哭

　谁都能有几种选择，或抗争或趋附或投书

　或是无声的愤怒，死一般的沉默

　你却选择了呐喊的真理

　面对着全国共讨，全党共诛

　人民的监狱里，囚禁着人民的儿女

　因为你，说出了勇敢的真理

　民主的旗帜下，扼杀了民主的声音

　因为你认清了虚伪的“高举”

　该审判的，是勇敢的思索还是思想的禁锢

　真有罪的，是你还是现代的封建主义

　你坚持了承受着黑暗压迫凌辱

　你坚持了面对着二千年的恶势力现代化的奴隶主

　要革命吗你就应当是强者

　要革命吗你就必须是强者

　卑却而残忍的扼杀

　不能扼杀强者的声音

　这不是你的屈辱，却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屈辱

　这恰是你的光荣我们民族的惨痛的光荣

　你倒在血一般殷红的旗帜下

　你倒在旗一般殷红的血泊里

　你牺牲在新中国的祭坛上

　供奉给明天的共产主义”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敢为真理而斗争》的长篇报道，介绍张志新事迹。之后，光明日报从6月5日开始，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相继刊发了《一份血写的报告》、《走向永生的足迹》、《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等报道，披露了张志新因为思想而获罪，以及在狱中所受的非人待遇，包括因为怕她喊“反动口号”，在行刑前割断她喉管的细节。一时间，举国震惊。“张志新”在人们心中成为坚持真理、反抗强权的代名词。

　诗人们写下如潮的诗歌纪念她：“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韩瀚：《重量》）

　 “法律呵，怎么变得这样苍白，苍白得像废纸一方；正义呵，怎么变得这样软弱，软弱得无处伸张！”（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一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对准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胸口！……中国的良心啊，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清明雨，洗不净不清明的时候———野心取代了良心，兽性代替了人性，权力枪毙了法律，暴政绞杀了自由……”（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

　就在这个纪念的浪潮刚刚涌起时，当很多细节还尚未见诸报端、广为人知的时候，刘宇廉、李斌、陈宜民就已经接到《连环画报》编辑部的约稿，并从哈尔滨出发，前往关押张志新的辽宁盘锦监狱调查采访。

　 1979年7月24日，李斌在写给好友沈嘉蔚的信中提到正在创作中的《张志新》：“我们初步打算画成14幅，大都采用历史照片和画结合的方法，企图引起回忆与思考。”“这次要比上两套压力大得多，必须在8月20日之前交稿，因为已经定于10月号发彩页。”

　他还专门问：“我们这次采用照片剪贴的方法，需要洗成棕、蓝、红、绿等颜色，不知沈阳能否买到洗蓝、绿、红色的药？如好买，各买两袋速寄来。”

　他们几人都是黑龙江兵团的画友，当时分别在黑龙江省美协、哈尔滨市美协和沈阳军区搞创作。

　这封信收录在新近出版的《刘宇廉文丛》里。不过，到了今天，李斌和沈嘉蔚两人谁也想不起来，那些需要的药水，后来究竟是不是由沈嘉蔚买到的。

　出发前，李斌打着省美协创作员的招牌，去省委宣传部开介绍信，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人家说得很明白：“我们不管这种事。”火暴脾气的李斌也很生气，大声质问：“你们就是这么为党员服务的吗？”

　结果他刚刚回到文联，就有办公室的人好意提醒他：“你造反怎么都造到宣传部去了。”原来，他人还没回来，那边的“告状”电话已经打过来了。

　介绍信的问题，据陈宜民回忆，后来是由《连环画报》编辑部出面从北京中央某部开出来的，介绍他们三人去“搜集创作素材”，这才得以解决。

　在这之前，由刘宇廉、李斌、陈宜民三人根据卢新华小说创作的连环画《伤痕》，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他们还不知道，由他们三人合作、即将在《连环画报》8月号上刊登的《枫》，将引起更大的反响，以及轩然大波，使这份当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几乎面临了一场灭顶之灾。

　 “如果不把这些画出来，如果不把我们自己胸里的这口气吐出来，恐怕我们自己就要被憋死了”

　凭着北京的介绍信，他们在辽宁又换到了省公安厅开给盘锦监狱的介绍信。

　 “当时的盘锦监狱，就像后来开放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过张志新的牢房被开辟出来，还有专人负责接待。”李斌还记得，当时和他们一起参观的就有好几拨儿人。

　 “我记得，房间不太大，靠墙有一排炕，屋顶很高，仰起头才能看见一个小小的窗户，人在里面有种窒息感。”李斌回忆。他们看到的，还是张志新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时的牢房，后来她被单独关押的小房间不允许参观。

　画面上，牢房内张志新被一群犯人殴打，线条粗乱错杂。近景是牢门外，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女警叉手而立，静静观望的背影。

　这幅画的内容就来自管理员的证实，张志新确实在狱中被打，头发几乎被拔光。

　听管理员讲，张志新在狱中拿到离婚协议书的那天，哭了整整一夜。这个细节，后来成了这组画中的另一幅：背景是真实的张志新的家庭照片和生活照片，主体是戴着脚镣手铐、穿着囚服的她在落泪。

　 “她不仅是一个英雄，也是母亲、妻子。我们是有意识地寻找这样的人之常情，但是被蹂躏摧残的内容。”

　并不是所有的细节和故事都适于入画，但是却无法让人忘记。

　被枪毙的前一个晚上，4月初，东北的天还很冷，犯人都还穿着棉衣棉裤。张志新提出要解手，看押她的犯人去请示管理员，得到的回答是：“让她尿裤子里。”

　 “你想想，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出身音乐世家，参加过志愿军，读过大学，25岁入党，省委宣传部的干事，形象又是那么完美，这种事，对她而言，是怎样的羞辱。”

　因为事隔太久，在李斌的描述中，有些记忆只有形象，却想不起具体的时间地点。他记得看见了张志新的囚服，号码很大，像一件男人的衣服，印象最深的是领子、前胸的一大片，全都是被血洇湿的痕迹。

　他们亲眼看见了张志新行刑前的一张照片。她跪在地上，五花大绑，面容扭曲，脖子上挂着一块“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牌子。

　这张照片当时被李斌快速用炭笔素描下来，连环画作里表示这一情节的那幅，几乎是原样拷贝了这张照片。“只是，”李斌说，她的喉管当时已经被割断，她的脸扭曲得根本没了人形，“在画的时候做了些处理，不像照片那么惨烈。”

　在那里，他们三人还碰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伍必端教授。伍教授告诉他们，他还看见了一张张志新行刑后的照片，更是惨不忍睹。

　在行刑前被割喉的犯人，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个。曾经用过的办法是用铁丝勒住犯人的舌头和嘴巴，后来一位医生发明了割气管的方法，李斌印象中听管理员介绍过，张志新是第41个。

　 “那时的感觉就是，如果不把这些画出来，如果不把我们自己胸里的这口气吐出来，恐怕我们自己就要被憋死了。”李斌说。两天后，在回哈尔滨的火车上，他们就开始讨论要如何安排和表现画面了。

　之所以决定采用历史照片和画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是考虑到这次题材的现实性。虽然之前的《伤痕》和《枫》也有很强的现实色彩，但毕竟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来。张志新则完全不一样，从人物形象到具体内容，都是百分之百的真实。照片更能强调真实感。这种有点类似西方波普艺术中拼贴的方式，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在没有电脑和多媒体技术的时候，还是非常新鲜稀奇的想法。

　 “这个稀奇可真是差点儿要了我们的命！”现在想起来，李斌还是叫苦不迭。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资料照片的搜集不是难事，作为画家，对图片的关注本来就是他们的职业习惯，而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文字资料来源也很多。麻烦的是制作过程。他们必须把选中的照片拼贴之后翻拍，在暗房制作好照片后贴在三合板上，再在照片背景上用水粉画出主体形象。

　暗房里又闷又潮，每一张底片都要经过好几道曝光，有的人头只有一点大，很难把握。照片里不同人物和元素的位置、明暗，经常要做好多遍才合适。有时候做一半又觉得照片不好，再重找、重换。好不容易照片部分做好了，画的时候稍有差池，就又要整个重来。

　截稿的日子那么紧，那些天里他们几乎是连轴转，晚上做暗房部分，白天画。“简直困死了。但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李斌说，那时支撑他们的力量，就是想，和张志新的遭遇比起来，这算得了什么！

　当刘宇廉、李斌、陈宜民在哈尔滨日以继夜地赶做《张志新》时，北京《连环画报》编辑部风波骤起。

　 1979年8月号《连环画报》发行刚刚三天，就被文化部出版局勒令停止发行并追查责任———这几乎是出版界最重的刑罚。原因是这期上刊登的作品《枫》“政治影响不好”。

　这组后来被评价为是“冲破文艺禁区”，并获新中国成立30周年全国美展一等奖的作品，当时引起争议和被批判的理由，现在看来颇有点荒诞，其中一条是：他们未加丑化地描绘了林彪、江青等“反面人物”形象。用李斌的话说，他们想做的无非就是“回到正常”，而这在当时是被视为不正常的。

　时任《连环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吴兆修还记得，《枫》的刊发，是经过编辑部全体讨论通过的，得到这种“待遇”的稿件并不太多。大家一致认可这是好东西，也想到可能会有风险，但是在“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他们还是觉得很有底气。“而且，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不能推出去，对于编辑来讲，那是失职。”

　禁令下来后，编辑部开会认为不能接受，决定越级申诉，直接致信中央某部说明情况。很快，吴兆修和另外4名编辑被召集到中央某部开会。会上，吴兆修表示，如果作品有问题，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可以批判”，但禁止发行或者换掉重发不可取。而且，吴兆修还提出一点，画中对“反面人物”形象，也还是做了一定冷色调的处理的。

　《枫》的命运最后总算有惊无险。后来，应读者要求，这期《连环画报》在出版后又加印了10万份。其中那幅在“万寿无疆”标语牌下死去的年轻生命的画面，至今还被常常提及。

　然而《张志新》的遭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化，对张志新的宣传和报道戛然而止。完成了的连环画作品，永远失去了刊发的机会。

　 26年后，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的画面依然让人震撼。

　有一幅背景剪贴了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两行量定“现行反革命行为”的说明，正好封住了张志新画像中嘴的部位。（注：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幅，带着红领章的审讯人员和被审讯的张志新，之间是一个穿白色制服的公安背影。背景照片上有正面的慈禧、袁世凯、蒋介石等旧时代统治者，一幅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一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对联照片，寓意了历代统治者一脉相承的专制本质。

　表现“割喉”场景的那幅画面构思，也独具匠心。执行人和受害者的脸都被隐去了，黑色剪影似乎在告诉观众这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近处有人俯视着，沉默地关注着这一罪行的发生。

　再往上的背景，是波澜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清明节群众集会的图片。画面中心看似空白，细看，是张志新仰天长问的面容。好像暗喻着“一个声音被扼杀，千万吼声响起”。

　由此，旅澳画家沈嘉蔚在为《刘宇廉画集》撰写的导论中，评价“这套不足20幅的连环画佳作甚多，是以笔者所见，迄今为止海内外对‘文化大革命’批判最深刻最尖锐的绘画作品。”

　 “能触动民族记忆的东西，永远都是有生命力的”

　历史无法假设。谁也不知道如果这套《张志新》能继《伤痕》和《枫》之后面世，在那段历史上将会留下怎样的一笔？而不是像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王洪义教授所感慨的：“由于社会转型和岁月销蚀，其中的批判性已失去明显目标。”

　回想起来，当知道不能发表的时候，李斌说“好像也没觉得怎么样。”以至于原作都送给了沈嘉蔚保存。对于他们来说，想表达的东西已经都在画里了，郁积在胸口的那口气，也就算吐了出去。连环画对于他们来讲，原本就不是本职工作。在《张志新》之后，他们三人的连环画创作组合也就解散了，此后三位作者各自朝着不同方向发展。

　高名潞在《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一书中认为，“无论是‘伤痕绘画’或‘星星画会’，对所批判的现实的理解都有表面和狭隘之处，似乎现实的批判意义仅在于将结果归罪于某些人或民众环境和氛围（这种认识和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些被归罪的对象不过是文化的表层，其根蒂在于深层的无形文化，而这无形文化乃是一个文化圈民族共同创造的，其荣辱与全体民族包括自身是分不开的。所以真正的现实在于自身，在于自我的批判、反省和自明，而不仅是控诉和悲怨。”

　沈嘉蔚说，如果《张志新》当时能面世，也许高名潞会修正这个结论。

　《张》中的一幅，画面是张志新身后有无数困惑或沉思的人，靠前方的正是三位作者的自画像。而由李斌和陈宜民在1980年完成的油画《舍得一身剐》中，围斗彭德怀的红卫兵里，也能在主要位置看到他们三人自己的形象。在沈嘉蔚看来，“这种思索所表达的深度与自我批判的勇气”，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罕见。

　 “这很自然，我们当时就是红卫兵啊。”李斌说。这种自省的态度，有一部分是来自张志新的———当绝大多数人相信“八亿中国人只需要一个思想”的时候，她敢于以飞蛾投火般的精神坚持抗争，思考，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独立人格的力量，对于他们这代人的冲击力，格外强烈。

　作为这套作品20多年的保存者，沈嘉蔚一直坚信“能触动民族记忆的东西，永远都是有生命力的。”他说，当时把这14幅画用纸包好，放进箱子里的时候，“我就相信这套东西总有一天能见天日。”

　对作者李斌来说，连环画《张志新》的命运，给他最大的触动是：画出来是最重要的。艺术家的生命很快消失，但作品会留下。他说：“26年前不能发表，今天就能。如果当时我们没有画，今天就什么也没有。有的事需要先做出来，再考虑其他。”

　目前，中国美术馆已决定收藏这套《张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