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玥的博客

傅雷：孤寂的良心

fengyue — Tue, 12 August 2008 14:37:51 +0800

这篇文章是为5月刊的《财经·视觉》所写。遇上了5月12日的大地震，延至7月刊出。呵呵，变化就是原本署名前应该有的"本刊记者"几个字，没有了。

刊出的文字有删减，这里是全本。这期间，法满去了上海的傅雷故居，拍了现在那栋房子的样子。

配文的图片中，有一张傅雷坐在卧室靠近露台铁窗抽烟斗的照片，那扇铁窗，就是傅雷夫妇自尽的铁窗。

为了写这篇文章，看了八九本有关傅雷的传记和回忆文章，又几乎把家中有的傅雷译作重新翻了一遍。最大的感慨：那场劫难，毁掉了多少美和善啊。美和善的人，美和善的物。

傅雷：孤寂的良心

(原题:政治家傅雷的寂寞背影)

题记

2008年4月7日，傅雷诞辰百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展开。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据说是迄今之最。

作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和父亲的傅雷，已经为人耳熟能详。他翻译的《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梅里美，滋养了几代人的心灵和头脑。他的家书和《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版，更让劫难初平的国人感受到美与善的抚慰。

如今这些书作依然光彩不减。而在文学、艺术之外，还有一个"政治家"傅雷，却少有人言及。

（一）

4月12日，国家图书馆，配合百年傅雷的展览，傅敏有一个"我的父亲傅雷"的讲座。

一位听了这次讲座的年轻人，后来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傅敏继承了父亲认真严谨和刚直不阿的性格，71岁的老人评论起社会现实来嫉恶如仇，颇有点"愤青"的味道。

当我向傅敏提及此事时，他哈哈大笑。

在他看来，父亲终其一生对他和哥哥傅聪的教育，只有两方面，好好做人，人格最重要，知识和技能是次要的；再有，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傅雷一生，从不是一个不问世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文学、艺术、玫瑰花和书法流变的人。十几岁时，因为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被就读的徐汇公学开除；"五卅"运动中，他参加在街头的演讲游行；留法期间，1931年在意大利罗马做《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演讲；抗战胜利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有关民生和时局的政论文章；再到1955年，他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国画、音乐、出版、少儿读物、知识分子问题等多个领域的十几份意见书，直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政治家傅雷的一面才悄然淡去。

正如学者陈思和所说："傅雷不仅以译作传世，他的魅力还来自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胸存忧患，认真入世，做人治学，一丝不苟，为人刚直不阿，没有丝毫的媚颜俗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傅雷的座右铭。

傅聪曾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关怀，如此痛心疾首。"傅聪还记得，1946年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1948年甘地被刺时，父亲都几天不吃饭，关着门不见人。

作为翻译家的傅雷，用傅敏的话说，"也从来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从30年代到抗战期间，他的译作一直都是呼应时局，紧扣国家民族的命运。从译者序言里，不难看出他意图借所译作品唤醒遭受劫难的人民，鼓舞斗争意志的信念。

"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萌蘖若干希望，能使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

"现实的枷锁加在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沉在苦恼的深渊里无以自拔；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压抑--如何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岂非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多一个向导，便多一重盔甲，多一种保障。"（罗素《幸福之路》）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贝多芬传》）

（二）

抗战胜利后，傅雷怀抱"疮痍满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复的河山等着建设"的理想，将目光从翻译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1945年10月，他和周煦良合编出版《新语》半月刊，发表有关时局、民生、教育等问题的政论和杂文。同一时期，他还为《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报刊撰文，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意见。

翻看傅雷这一时期的文章，他关注的领域，从广岛原子弹到对汉奸的审判，从邮政与铁道加价到学生请愿，视野开阔，目光敏锐。

1945年8月25日，一则重庆电讯报道，地方当局决定于明年元旦起，车辆改为右行，并称之为"我国适应世界潮流之一大更张"。

傅雷针对这一新闻，写就《车辆右行与世界潮流》一文。先直言何为世界潮流，"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总该称为世界的大潮流了吧？"以"细节"论，"军队的复员""失业的威胁""货币的整理""都市的重建""国际宪章的实施""邦交的调整"等，"也够得上称为世界的小潮流了吧？"步步设问之下，言明自己的观点："生灵涂炭，八载于兹，凡非急政，愿悉罢免。这样，不但真正适应了世界潮流，同时也适应了古今中外永久的潮流。"嬉笑怒骂中，揭穿了为政者拉大旗扯虎皮，避重就轻的实质。

1945年12月，在《废止出版检查制度》文中，直言"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自由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

而1947年一场关于美苏关系的辩论，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击节赞叹。

1947年2月，埃德加·斯诺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三篇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傅雷4月翻译，与史各脱《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合编成一本题为《美苏关系检讨》的小册子。因为斯诺的看法，使傅雷"感想甚多"。他写作《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一文，作为译者代序，刊于4月下旬的《文汇报》。

这篇文章中，傅雷指出，二战结束后，"国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场，观察国际关系"。"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责。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独立的人格"，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的头脑思想"。

他不能赞同"到现在还有人觉得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就是亲美，反苏的人必定亲美，必近于反动，甚至是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跳出这样的二元思维模式，"抱住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就反对谁"，"劝大家对美苏之间的争端，不要太动感情，不要因分不清双方的真主意与假姿态而作左右袒"。

他还强调，国人"对美国多少是有抗疫性"，但"对苏联的软心肠却未必全部合理"。提出"倘使我们的报章，除了颂扬俄国式的民主，歼灭法西斯的英勇战绩以外，还能分些力量，客观报导苏联政治、外交、社会各方面的情形......其结果不但对我们国内政治有良好的反响，即对苏美关系也不无贡献。"

傅雷的文章刊出后，就遭到左翼人士周建人等的批评，说他的观点和"法西斯蒂"距离不远了，并给他扣上了"亲帝反苏"的帽子。

7月22日，傅雷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撰文，对周的批评进行反驳。

"红军搬走东三省的工厂，全是我深文周纳，或向壁虚造，或亲信流言吗？......从而我的抗议也变成了反苏，变成了与法西斯蒂距离不远的证据？左派论客认为红军在东三省作战两星期，牺牲若干万，理应获得赔偿；仿佛东三省的‘人民大众'在日本铁蹄下作十四年的奴隶，倒是活该！......凡有自由良心，没有政治偏见，希望民族挣扎图存的人，都知道此刻中国的自由独立是一个大讽刺。所以我说，委曲求全未识不可，有时甚至必需，但......自己心里要明白这是委屈。美国给我们受的委屈，固然要痛苦流涕（我从来没说过不），俄国给我们受的委屈未必就应该额手称庆，合唱颂歌！有人对俄国（给我们受）的委屈哼了几声，也未必就是亲帝反苏反‘和平民主'吧？"

傅雷认为，"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看。"介绍斯诺的文章，就是要"使我们躬身自省"。

（三）

政治家傅雷的魅力，来自他对国家与国民的关怀，更来自他独立思考的理智之光。

傅敏说："他外文好，又关心时事，了解不少30年代斯大林肃反清党的内幕，还有苏联红军在东北的行为，而且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有自己的判断。"

黄苗子在一篇回忆傅雷的文章中，曾写道傅雷对别人说他"顽固"的态度--"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1961年6月26给傅聪的家书中，傅雷写道："老好人往往太迁就......不幸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可见艺术永远离不开道德--广义的道德，包括正直，刚强，斗争（和自己的斗争以及和社会的斗争），毅力，意志，信仰......"

他的清醒与理性，正是来源于这份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内心执著。他的独立意识还表现在一生不党不群，只代表自己的良心说话。

傅雷虽是"民进"发起人之一，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这一党派的成员。1956年8月17日，在回复徐伯昕（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之一）的邀约信中写道："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再说，艺术上需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我以为整个社会亦未始不需要丰富多彩。让党派以外也留一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

1949年后，傅雷是全国文化界除巴金之外惟一一个没有单位、不拿工资，全靠译书稿费生活的人。1949年12月傅雷从香港经天津到北京，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晗有意请傅雷去教授法语，请钱钟书夫妇从中说情，但傅雷没有接受邀请。究其原因，一来可能是他深知自己性格耿介，有任职上海美专的经验教训；二来也是因为他对新生的政权还存有疑虑。

1947年与周建人的那场辩论，周非此即彼的话语方式，部分影响到傅雷对共产党人的看法。在反击文章中，傅雷曾写道："以周先生这种作风对付未来的局面，中国是付不起代价的。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已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作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闯大祸的时候。"

遗憾的是，这种可能又被傅雷不幸言中。也是这场笔战，为1958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埋下了伏笔。不过那是后话了。当时，他选择回到书斋，与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梅里美相处。

（四）

傅雷生命中最后有"政治家"色彩的日子，从1955年5月进入上海市政协，被派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始，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终。

有研究者发现，傅雷的变化在《傅雷家书》中有清晰的体现--开始于1954年1月的家书，截至1955年底，傅雷基本上都是在和傅聪谈艺术。从1956年起，谈艺的成分骤然减少，涉及政治生活的内容逐渐增加。这样的情形持续到1958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家书暂时中断。1959年10月1日家书继续后，政治生活的内容又完全淡出。

1956年4月14日信中，傅雷说自己以前"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而对"党在各方面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太不了解了"。由此可见，他对新生政权已经从犹疑转为认同，并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他随政协代表团赴各处参观，写报告，为报刊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作为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国画界、音乐界、儿童读物等领域的多份意见书。

傅敏说："他这个政协委员可不是花瓶。"1997年退休后一直专注于整理父亲的资料，他发现，这一时期父亲写的各种报告、意见书总计有十七八万字，涉及出版、教育、音乐、国画等多个领域。

"而且，他的意见不是一味发牢骚、抱怨。"傅敏说，"他都是既提出问题，也提出解决的建议，可以说是真正的建设性意见。"

傅雷认真严谨的个性，还表现在具体细微处。傅敏还清楚地记得，政协发言有时间要求，父亲每次都是写好发言稿，在家里先念，让母亲在一旁掐算好时间。

"他还常常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要求一步到位，要一步步来。"傅敏回忆。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一腔热忱，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队伍中。1957年3月，作为特邀代表，傅雷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家书中他兴致勃勃地谈到"此次会议，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岂料风云突变。5月中旬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8月开始，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刊载文章批判傅雷。半年间，他从新政权的"诤友"，变成了"亲美反苏"和"中间路线"的代表。批判会开了十多次，几次检查都没通过。这时，有人暗示傅雷把"检查"的调子定得高一些，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用"深刻的认识"避免被打成右派。

傅雷却无法接受这样的"好意"。他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深刻的检讨'。"

（五）

从这时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傅雷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孤独寂寞的日子里，和儿子傅聪的书信往来，是他惟一的安慰。因为环境的关系，他只能"坐井观天"，但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和关注之心，并未熄灭。

1960年11月26日家书中，言及近期傅聪信少，"知道你忙......可是你不谈，你我在精神上艺术上的沟通就要中断，而在我这个孤独的环境中更要感到孤独。......我虽一天天的衰老，还是想多吹吹外面的风。"

1961年2月，致楼适夷信："虽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

1961年8月，"右派"帽子尚未摘去，他仍然执笔，为地区居民上书上海市委和副市长曹荻秋，要求擅自占用里弄用地、扰民的工厂他迁后，恢复原样，还地于民。

　　然而现实的生活，越来越残酷。

1958年4月至1961年2月，傅雷相继译毕《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艺术哲学》《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和《比哀兰德》，但因为"右派"的帽子，一直未能出版。期间，他拒绝了使用笔名出书的机会，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他认为给他戴帽本就是错，因戴帽而隐名，则是错上加错。

没有工资，译作不能出版，意味着丧失了稿费这一惟一的生活来源。不得已需要傅聪的接济。1961年4月20日朱梅馥专门给傅聪写长信，谈及每次"嘱寄"食物时，傅雷心里的矛盾、顾虑、屈辱和自卑。

在1966年8月12日的最后一封英文家书中，傅雷这样描述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作斗争，我们必须抛弃所有旧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对于一个在旧社会中生活逾四十年、满脑子"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反动思潮"的人来说，自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出尽全力去满足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诸身上的种种要求......"

他在信中提到从未见过面的孙子凌霄，"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这一天，距离傅雷夫妇走上不归路，还有三周时间。

（六）

1966年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舅舅打来报告父母双亡的电报，"其实心里面并不很惊讶"，傅敏说，"我一直觉得，红卫兵三天三夜的抄家，只是导火线。最重要的是，他之前已经感到自己没有价值了。"

1964年8月，译毕《幻灭》后，鉴于当时意识形态形势和对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的重估，傅雷1965年10月26日致函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称"迩来文艺翻译困难重重，巴尔扎克作品除已译者外，其余大半与吾国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所抵触"，故拟暂停翻译巴尔扎克小说，仅仅从事巴尔扎克研究，介绍研究资料，然而出版社不同意，亦未说明理由。但是"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而且身体百病丛生，"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傅敏说："这封信，实际上已经是‘求救信'。"但是，未有答复。

傅雷研究者罗新璋认为，此时的傅雷已臻无书可译的地步，"翻译家的社会生命实际已被结束"。

"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罗新璋说，陆游这两句诗，就是傅雷最后的命运。

1966年9月2日夜，傅雷夫妇写下那份遗书，决绝而去。

有着相类命运的"书生"，非傅雷一人。在他之前的1966年5月，邓拓、田家英自杀。8月24日，老舍投湖。同在9月，储安平失踪。在他之后，还有更长的名单：吴晗、范长江、翦伯赞、周瘦鹃、杨朔......

重温刘再复读《傅雷家书》后写下的诗句："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纪念傅雷，不仅要纪念他作为翻译家的辉煌，也需要纪念他作为政治家的寂寞和悲凉。也许，这也正是在国家图书馆百年傅雷展开幕式上，任继愈老人感慨"我放心了，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的原因。

深不见底的工作

fengyue — Thu, 17 January 2008 15:04:07 +0800

总有人问说，忙吗你？

这个问题让我有点难以回答。

看起来，我不算太忙。两周编五六个专栏文章，一般来说，也就是做一些文字上的删减，看大样，配照片，大概好像就这些。

可是，这只是水面上的部分。

水面下的--要关注文史哲各界大概齐叫得上名字的学人的动向，比如提起某人，大概要知道他的研究领域，他最近出了什么新书，他的立场，左还是右，人品如何，学界评价怎样，最好还要知道，如果某天需要联系，通过什么渠道能找到联系办法。

除了活着的，还要了解那些死掉的。从最近死的到十几年前至几十年前死的，最好都要知道。

毕竟还是新闻工作者啊，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的功课不必说，是每日要做的，还要逛各种论坛，博客，看看最近的热门话题，那些可能和新闻联播方向说法不那么一样的舆论是什么。

尴尬的是，看的不一定会有用，怕的是万一要用的时候，不知从何说起。就好像储备粮储备肉，用不着的时候也就是放仓库里烂了，可一旦要用的时候没有，麻烦就大了。

是不是一种深渊样的工作？

再说两句“洞穴”吧

fengyue — Fri, 25 August 2006 15:59:20 +0800

任何公共媒体对文字的要求都是有模式的，另外一种说法，可以叫“风格”。例如，人民日报和知音杂志，搞不混吧。

这本来也没什么，杂花生树才是生物多样性，因为见不得几株野草、“毒草”，索性全砍了铺上水泥才觉得干净整齐的，那是广电总局。刚看到一条新闻，在整治过涉案剧、古装剧后，“广电总局近期将着手整顿家庭伦理剧，涉及婚外恋等争议话题的电视剧可能被请出黄金档”。（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他们可真是鞠躬尽瘁殚精竭虑啊。）

又跑题了。

本来想说，人民日报社论，要是跑出《知音》封面故事的味道来，也怪吓人的。无论哪种文字风格，怎么说都是“术”上的问题，说什么，才是“道”。

但要命的是，现在看到的东西，“道”层面的－－想了解的、困惑的、想争论的，很多无法要求，这也就罢了。就“术”而言，也难得好好说话。用一位哥们的话说就是“我爱你”不说我爱你，一定要说我紧密团结在你周围。如果想提个意见，一定要先表明我是忠心拥护你的绝大多数都是好的烂掉的只是个别丧心病狂的腐败分子，诸如此类。

这算不算记者这个职业的尴尬：我其实要和你说1，但让我们先从384开始吧？你没听懂吗？真抱歉。

评论：

RR 发表于　 2006-08-25 16:02:37　IP:124.42.96.*

参差多态方是幸福本源。（老罗）

冯国伟发表于　 2006-08-27 09:50:04　IP:210.51.38.*

个中滋味，记者自知。

常河山发表于　 2006-12-25 13:22:13　IP:61.235.151.*

生命之所以精彩，生活之所以绚烂，就是因为社会的多元素化

洞穴

fengyue — Thu, 10 August 2006 20:50:27 +0800

一位我非常佩服的记者前辈，最近疯狂地迷恋摄影。她的说法是：“现在一看到文章就恶心，就有一种厌恶，觉得特虚伪，不是自夸，里面整的什么小伎俩小花活基本上都能看出来，卖破绽抖机灵装傻充愣欲擒故纵拿腔作势自作多情，包括我自己的文字……”所以越发的喜欢摄影，也许是“从一个洞穴逃亡另一个洞穴”吧。

不知道这是不是写字的人到一定时候都会有的感觉？

真诚的文字已经难得了，真诚又有内容的文字，实在不多。读的人恶心的东西，写的人也会乏味，如果他还有点感觉。

记得还在实习时，遇到过一个同行，他言中这行“要么是勤奋地制造垃圾，要么是为屠刀雕刻花朵”。当时懵懵懂懂，后来时时念起这句话。不知那位老兄现在在干什么，他当时就是摄影记者，他的“另一个洞穴”又是什么呢。

评论：

hhh 发表于　 2006-08-10 23:58:01　IP:202.102.188.*

他的另一个洞穴是“柏拉图的洞穴”。

这个让人绝望的职业

fengyue — Fri, 16 December 2005 20:27:09 +0800

新闻是个非常尴尬的职业。

门槛很低，能读书写字的差不多就可以做。比之作家，天分和才华的要求似乎略低；比之学者和思想家，似乎要求深度略浅；比之体力劳动者，汗水似乎不必流那么多……但要想做到一流，又不一样，要求以上一切，全部，而且更多。

如果30多岁了，你的名片上还只是一个“记者”，没有“部门主任”或“制片人”之类的名头，出得门去，在人眼里有时就会无端矮了一截。很奇怪吧，明明是一个professional的职业，评价标准却并不太专业。

永远都有更高的标准。你只能尽己所能，争取更好而已。能好到什么程度？根本无法估量和期望，社会环境机遇至个人悟性努力，全是变数。

又不适合得过且过。心态生活不安定，收入不稳定，满足感匮乏，真要混上几十年一辈子，也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

评论：

走路发表于　 2006-01-06 18:42:37　IP:61.138.176.*

如果是中青报的冯玥，如果是冰点的冯玥
如果连这个我读着她的文字长大的记者都在说“这个让人绝望的职业”
我就没什么抱怨了。
吼吼

桑椹果子发表于　 2006-01-08 22:36:02　IP:219.157.159.*

话虽这么说，不过你一定依然很喜欢这个职业吧？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坚定地一直做下去呢？
不过，抱怨总是会有的吧，就好像妈妈总是抱怨自己的孩子一样。呵呵。
尊敬所有像你一样的好记者。

冯玥发表于　 2006-01-10 13:29:49　IP:221.219.127.*

to走路：
呵呵，居然已经有读着我的文字长大的记者了？真让我又是骄傲，又是懊丧－－原来不小心已经这一大把年纪了：）

to 桑椹
的确，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一直带给我新鲜感的职业。在这里永远不会觉得枯燥，永远不会尽在掌握，永远有新的挑战，永远有你所不了解的事－－所以，让人绝望。

谢谢两位。

匿名发表于　 2007-04-14 10:11:51　IP:202.119.108.*

知之则厌之,知之则恋之

这个逼人奋进的职业

fengyue — Fri, 02 December 2005 12:06:41 +0800

一日采访结束，和被采访者同车而回。那是一个80年代中后期的风云人物，当然今天依然风云，不过彼时政界今时商界。

一路上，话题围绕着时事，制度，国家，党，诸如此类。

编辑涌涛曾说，现在咱们的女记者都是政治记者。

呜呼，以我本性，可没想这么上进。我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吃喝玩乐，无所事事。我愿意和人聊的话题是：林志玲的胸脯到底是真是假？太阳双子月亮水瓶的人有怎样特征？我愿我此生至大的烦恼就是银灰色究竟配白色还是粉红色。这才是我吃不到的甜葡萄的生活。

有法拉奇的世界，一定是一个动荡的枭雄强盗的而不是草民的世界。我希望活在一个草民可以不必太过“上进”就可以安居乐业的世界。

评论：

刘静芳发表于　 2005-12-02 20:36:07　IP:219.141.53.*

这篇文章是鼓励人要有上进心,不要
禄禄无为地虚度光阴.

大鸟发表于　 2006-08-01 15:34:08　IP:210.51.38.*

这是个逼人愤怒的职业.

匿名发表于　 2007-04-14 10:13:37　IP:202.119.108.*

天下永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