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玥的博客

　 请闭上眼睛，2008秒，试着想一想，围绕和伴随在你生活中的，都是什么样的声音？哪些声音带给你愉悦平静，哪些声音让你心浮气躁？儿时记忆中那些让你留恋的声音，是不是有的已经无处追寻？如果让你用纯粹的音响为所居住的城市设计一张“声音名片”，你会使用怎样的声音？如果，给你33分28秒，完全用“声音”来描绘首都北京，你认为哪些声音最具有代表性？

　 听听看，在这张名为《听，北京的声音，2008秒》的CD光盘里选择的音响，是否能引起你的共鸣？透过那些声音所“听”到的，和平时“看”到的北京是不是有所不同？声音背后，展示的其实是怎样的人和生活？

　 “现实中感受到的声音，比我们设想的要丰富得多”

　 “唧－啾，唧－啾啾，唧－啾，唧－啾啾……”鸟儿悠然自得地鸣唱应和。有人走出，“当”搪瓷盘被放在地上，自来水落在盆里激起一串“叮叮咚咚”。一扇院门被“吱扭”地推开。广播里“滴－滴－滴－答———北京时间6点整”的声音传来。“遛弯呐您”，“上班去啊”北京话随意亲切地打着招呼。“咚－咚－咚”有人在晨练跑步，“乒－乓－乒－乓”乒乓球来回跳跃。“叮铃铃铃”一辆自行车清脆的铃声由远而近。远处有人在哼唱西皮二黄。“布谷－布谷”的鸟叫。

　 好像是镜头一转，悠然宁静古朴转入了热火朝天匆匆忙忙。自行车流，“轰轰轰”的汽车马达，公共汽车车门开关，售票员“稍等一会儿，上车跟紧了”“抬脚、抬脚”的声音。

　 在这样的静与动之间，北京的一天开始了……

　 这是第一幕《北京晨韵》。

　 作为这张CD的总策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人生热线”主持人苏京平说，几位主创人员查资料、拜访民俗专家、组织听众讨论。从最初的设想到最后的方案，“前后十易其稿都不止”。

　 一个版本是：清早一个住在胡同里的老北京，遛早，调弦，练嗓子。放鸽子、鸽哨飞扬。然后借一只鸽子的眼睛，看北京今天的生活。它飞过校园，聆听孩子们的读书声、欢笑声；它飞过一家正在办喜事的院落，飞过奥运工地，最后落在一处赛场，裁判的哨声，沸腾的人群。

　 “我们设想用鸽哨声音作为线索，串起各种其他音响。”苏京平说，可惜，这个想法从技术角度讲，制作起来太困难了。需要把一个话筒带在鸽子身上，这样才可能录下起飞、降落，盘旋和羽翅扇动的各种现实音响，而且还要解决空中气流造成的声音干扰，目前这一切还做不到。

　 “除非，”他笑，“可以像法国电影《鸟的迁徙》那样，制造出简易飞行器，录音人员随着鸟一起飞。”

　 另外一个想法，找一位现实中有名有姓的人，小时候曾在北京生活，后来远赴海外，现在回来访故。故事从去机场接这位客人的出租车司机开始……“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能侃不是出了名的吗？可以让他一路介绍。”寻访以前住过的老院子，大槐树，邻居，串起天安门广场的风筝声、王府井小吃街的叫卖声，天坛回音壁……

　 这个主意的麻烦是，一时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而如果找人来扮演，又担心总难避免表演痕迹。

　 还有一个想法，用北京琴书的韵律，编词来唱，不要解说词。然而，这张CD又是北京奥组委授权，要作为礼物赠送给世界各地的朋友，中文唱词的理解和翻译是一个问题。

　 以“豆汁”为主题的时间不够用；以八套“广播体操”为主题的，涉及版权问题，而且北京味不够浓；以“自行车”为主题的，和奥运的关系又不够紧密……

　 几轮创意、讨论、否定之后，著名录音师陶经（《孩子王》《霸王别姬》《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录音师）的一句话让他们茅塞顿开：“先甭考虑要做成什么样，先出去录。”

　 “果然，现实中感受到的声音，比我们设想的要丰富得多。”苏京平说。

　 于是，他们采录到的声音素材，几乎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大钟寺的钟、鼓楼的鼓、什刹海夜晚的桨声，锻炼身体的登山、跑步、打拳、踢毽、扭秧歌、抖空竹、跳国标、游泳、健身等等；王府井、大栅栏、秀水街、潘家园的各种吆喝声；书报亭里“晚报，晚报，北京晚报”的叫卖；机场、火车站、出租车、地铁、城铁、公交车上各种脚步、售票、到站报名报时声；天坛故宫雍和宫北海等名胜古迹的解说、脚步声；婴儿出生、婚礼、放风筝、逗蛐蛐等各种市井民风……

　 “总共是100多个小时。”光盘导演张蓉说，经过筛选，去掉音质不理想的，再加上有些重新补录，可供选择的素材有30多小时。

　 “它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空”

　 “在北京，不论是风和日丽的春天，阵雨初霁的盛夏，碧空如洗的清秋，天寒欲雪的冬日，都可以听到从空中传来央央琅琅之音。它时宏时细，忽远忽近，亦低亦昂，倏疾倏徐，悠扬回荡，恍若钧天妙乐，使人心旷神怡。它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们从梦中唤醒，不知多少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空，又不知多少次给大人和儿童带来了喜悦。”

　 王世襄在所著的《北京鸽哨》一书中，曾经这样深情地描述。

　 为了录鸽哨的声音，张蓉他们却是大费周折。最先想到的是找信鸽协会，后来才知道“露了多大一怯”。

　 “以前，我们从来不知道小小的鸽哨里，有那么多学问和讲究。”出生于70年代的张蓉，和这个年纪的很多人一样，只是偶尔在城市的上空听过鸽哨的声音而已，甚至此前也从来没见过真正的鸽哨，更谈不上了解。

　 唐鲁孙曾撰文：“养鸽子名堂很多，他们不叫养鸽子，而叫盘鸽子。24只叫一拨儿，要盘最少两拨儿，飞起来成行列队才壮观好看……盘鸽子的每天早晚两次，必须把鸽子赶上天去围着自己屋子绕，越飞越高名为打盘。鸽子如果不这样训练，脑满肠肥，就成废物了。放鸽子之前，先分拨儿，24只一拨儿，要分拨儿放上去打盘，每拨儿要选几只特别健壮的雄鸽，在尾部绑上‘壶卢’，又叫哨子。壶卢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联、五联、十三星、十一眼、双鬼连环、众星捧月之别，在天空翩翩，五音交奏，响彻云霄，真可以悦耳陶情。”

　 信鸽比的是速度，而只有会盘旋飞的观赏鸽身上，才佩带鸽哨。观赏鸽是中国传统物种，花色品种繁多，同一品种，头、嘴、眼睛、眼皮、颜色、羽毛闪光等又有许多讲究。据说早在3300年前，商代就开始有饲养历史。但是近年城市里的平房越来越少，饲养观赏鸽的人也越来越少。“文革”期间，不少珍稀品种的观赏鸽都灭绝了。到1990年左右，观赏鸽已经从以前400多个品种，下降到了现在的100种左右。

　 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世襄老人曾提到《东方时空》的片头：“升国旗，多么庄严，接着是壮丽山河、长城。随后从老远飞过来鸽子，等飞近一看，嘿，怎么是美国食用鸽！”

　 又要有合适的鸽子，又要能带鸽哨飞，又要保证录音效果的环境，找全了，在现在的北京还真是不太容易。

　 经人介绍，张蓉和录音师先是来到了家住东城区的王奉诚老人家里。王老60来岁，是个“玩家”，喜欢鸟，喜欢电器，自己做各种开关。他家的鸽子养在房顶，离马路也比较近，录音环境不好，而且数量太少。

　 一番打听之后，他们又找到了在宋庆龄故居做义工的郑永祯。郑师傅酷爱鸽子，退休以后主动来这里养鸽子。他的两个弟弟则喜欢做鸽哨，让哥哥试飞。

　 说明来意后，郑师傅表示，行，但是你们要等一段时间。因为这里附近住着一位官员，平时嫌鸽哨扰民，不让带鸽哨，鸽子需要训练。而且鸽哨讲究搭配，高音低音怎么配起来才和谐悦耳，也要多试。

　 过了半个多月，郑师傅来电话说：你们来吧。

　 清晨，位于后海北沿的宋庆龄故居，一片静谧，正是录音的好环境。录制过程里，通过耳机听到的声音，让张蓉和录音师兴奋不已，禁不住互相挑起了眉毛和大拇指。

　 这就是第三幕《鸽哨———校园》里那一段宁静清平的鸽哨声的由来。

　 鸽子“咕噜－咕噜”的低吟，“啪啦－啪啦”翅膀煽动，起飞，纯净悠扬的鸽哨响起，接以校园里孩子们的嬉笑声和稚气的读书声：“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北京有许多又宽又长的柏油马路，大路两旁，绿树成阴……”

　 现在，郑永祯在帮着王世襄养鸽子，他们希望，能尽量保存和恢复一些观赏鸽的品种。至少，在2008年奥运会上，能放飞中国特有的观赏鸽，而不是美国肉鸽。希望到那时，北京的天空里，依然还能回旋起鸽哨的声音。

　 “我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一秒钟”

　 做这张CD盘之初，主创人员就确立了要让“声音说话”的原则。

　 到电台工作27年以来，应该说苏京平一直是和“声音”打交道。可是他觉得，以前自己对“音响”和“广播”的理解，有不少局限。

　 长期以来，在电台节目中，说起声音，基本就是人的说话声。涉及到音响的，主要就是录音报道———在现实的音响环境中，进行有关人物和事件的报道，主要还是以人的讲述和采访为主，必要时加入音响制作、旁白、解说。

　 10多年前，苏京平接触到一位奥地利广播记者。交谈中，苏京平问他：“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广播节目？”对方回答：“文字难以记录，或者完全记录不了的。”

　 “当时不明白，怎么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后来，他逐渐了解到，上世纪60年代后，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有一种新的广播节目形式出现，这就是“广播特写”。

　 比如，由荷兰国家广播电台制作的一则名为《赶马》的报道。情节非常简单，两个男人赶着一群马，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来到马市。但节目中的音响十分丰富：两个男人的吆喝声，鸟鸣声，马的喘息声，马蹄踏在河滩鹅卵石发出的嗒嗒声，马蹄打滑的声音，河水声……而这些音响传递着丰富的信息，组合在一起，就在听者脑海里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图画。

　 广播特写强调以原生态的现实音响为主，展现声音的魅力，让声音本身具有的颜色、温度、明暗、感情等，自己来讲故事。

　 再比如，一个名叫《欧洲的钟声》的节目。制作者不遗余力，在欧洲各国采集钟声，希望用钟声来讲述欧洲200多年来的历史。几十分钟的节目，基本就是钟声和由钟声转化出的各种音响，来表现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他们通过技术手段，把钟声变形为炮弹爆炸的声音，变成火车疾驰、航天器飞向太空的声音，变成城市里的各种声音。语言解释总共就是20来句话，即使听不懂，也影响不大。

　 其实，广播最大的魅力正在于激发听众的想像力。美国作家斯坦·弗雷伯格为了说明广播调动想像力，曾经在节目中虚构了一个只存在于听众头脑中的、世界上最大的冰淇淋———把密执安湖舀干，灌上巧克力糖浆，接着冰淇淋像雪崩一样直冲下来，还要浇上奶油。最后，加拿大皇家空军在奶油冰淇淋顶上放置一棵巨大的野樱桃树……“好吧，”弗雷伯格说：“在电视上试试吧！”

　 苏京平说，对音响的重新认识，完全颠覆了以前我们对广播的理解。“音响，和语言一样，是完全可以独立运用和表达的。那种感觉，有点像作曲家。”

　 在自己制作的节目中，苏京平也有意尝试这种方法。

　 1994年，苏京平参加了一个走黄河全程的采访。途中，他在每个阶段都注意录下黄河的水声。回来后，他把全长5464公里的黄河，集合成一个5分46秒4的“黄河音响景观”，在节目里放给听众听。

　 “放的时候很紧张，”他说，“广播都是按秒算的，这一下5分多钟，全是水声，哗啦啦啦，听众能听到什么呢？会有什么反应？”

　 没想到，反馈的电话非常多，都觉得很新颖，纷纷来谈自己想到了什么。一位听众说：“我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一秒钟。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对声音的感悟和体会，并非盲人的专利。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犯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错误。一般情况下，视觉冲击力、语言、逻辑思维很容易掩盖我们对单纯声音的感悟能力。苏京平觉得，“当这种冰山下的潜能被激发出来时，你会进入一种非常神奇的境界，甚至是进入一种更高的思维形式。”

　 遗憾的是，我国的广播节目，在这方面的探索，还非常有限。

　 现在过于强调广播的低成本，不花钱。有一个创意、主持人，加一段时间，就可以开播。“但是不是所有的广播都是这样，或者，广播只能这样呢？”苏京平他们希望通过这张CD，做一些尝试。

　 “看他们脸上的表情，那种陶醉和开心，让人感动”

　 号称京城第一大票房的“集贤成韵”，已经有近30年历史了。94岁高龄的钱亚东老人，每到周一晚上7点，都会准时在自家小院门口，恭候大家。有人曾说，和城墙、胡同一样，曲艺是老北京的精气。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中，关学曾老先生的一曲北京琴书，曾经让不少年轻观众印象深刻。然而，包括北京琴书在内的不少曲种，在生活中都难得听闻。曲艺不同于京剧的流派纷呈，很多都是单此一脉，一旦失传这一曲种就断了。原有的几十种老北京曲艺，现在还在唱的最多不过十几种。

　 来钱老爷子这里的，大都是曲艺爱好者。北京琴书、单弦牌子曲、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乐亭大鼓、京东大鼓……你来一段，我来一段。票友们在一起切磋唱工，讨论唱词，聊聊曲坛轶事。

　 担心话筒录音机的出现，也许会让参加聚会的人不自然，“我们想录他们最原汁原味见面打招呼聊天的情景。”张蓉和录音师事先打听清楚了，平时聚会时，屋子里的人怎么坐，在哪儿唱，院子里的桌子怎么摆放。录音那天下午，他们提前来到小院，进门就把钱老客厅里的吊扇给拆了。

　 “呵呵，我们把话筒绑在吊扇上，用胶把电线粘好，再把吊扇装回去，录音机放在偏屋里，人就离开了。”张蓉说。

　 等他们再回来时，小院里正唱得热闹。

　 带月亮门的小宅院，悠悠的弦板声，尤其是看到座中还有一些和自己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张蓉自己很感慨：“那种感觉就是大家一起玩。有人唱，有人和，有人伴奏，很放松，大家一起给你鼓掌。”她说，其实中国民间的好多东西，都是这么玩出来的。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受大都是纷乱，匆匆忙忙叮铃咣啷，难得体会到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和满足感。”

　 与“集贤成韵”悠然自得的气氛不同，还有一处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景山的“激情广场”。

　 景山，北京中轴线上的制高点。每逢假日，都汇聚起成百上千普通百姓，大家随心所欲，引吭高歌。歌声此起彼

　 伏，排山倒海，人们把这里叫做“激情广场”。

　 “那个地方太好玩了！”一年后，再说起来，她还兴奋不已。

　 一个周六的早晨，他们一大早就到了景山。刚开始，还只是晨练的人，不一会儿，开始有人唱歌了。渐渐地，歌声越来越多。

　 “一路走过去，这边一堆人，那边一堆人，上面亭子里还有好几百人。这边吹口琴，那边是个民乐队，这里唱英文歌，那里唱革命歌曲，再那边还有专唱蒙古族歌的……有个侯老师，教发声，几百人一起跟着唱‘咪依依———玛啊啊———’太壮观了！”

　 来这里唱歌的人，不少家住得很远，他们中午也不回家，自己带点吃的，下午接着唱。那里好像有种神奇的气场和感染力，每一个人都很投入，互相鼓舞，为彼此喝彩。

　 “看他们脸上的表情，那种陶醉和开心，让人感动。在他们的歌声里，你也能感觉到这种情绪，虽然他们的歌声未必专业或完美。”张蓉自己并不是北京人，读大学之后留在这里工作，她周围的朋友也大都如此。对这个城市，她总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而这次制作CD的过程，她觉得自己对这个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以前看到的，好像只是大桥的上面、高楼的外观、马路的中央。如果你有机会仔细看看大桥底下马路背后时，你会发现好多有意思的人和事。他们的生活和我们平时接触的，可能完全不一样，不是只有你这个样子才是生活。”

　 苏京平则是地道的老北京。谈及最初策划时的想法，他说，听光盘的无非两种人，到过北京的，和没到过北京的。对于那些熟悉这里的人，“希望这些声音能让他们觉得心有戚戚，因为这才是北京心跳的声音。”而对那些从未到过北京的人，他希望，听了以后能有种向往，原来北京有这么多好听的动静啊。

　 “从声音上讲，原来的秀水再也没有了”

　 采访中，我有意识地问了不少身边的朋友：说起“北京的声音”，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得票最多的回答是：汽车声，或者工地声。

　 这大概就是现实吧？研究京味文化的民俗学家徐城北在听了这张CD后，指出采用的那段京剧《霸王别姬》，唱功实在是太一般了。有意思的是，他立即接着说：“不过现实如此，现在北京大多数演出，就是这个水平。”

　 主创人员说，最让他们在制作中费神的，是《北京的脚步》这一幕。这一幕意在表现当代的北京节奏。

　 奥运工地的工哨、搅拌车和电钻的轰鸣，上班族匆忙的脚步，电脑键盘的敲击，此起彼伏以及转接中的电话铃声，还有火车进站、机场广播、飞机起飞……可能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声音，但是这些工业的声音、汽车的声音，机械的声音，更多时候是一种噪音。“不好听，而且彼此之间很难找到关系，没有主题音响，没法表现。”这很让张蓉这个导演犯难。

　 最后妥协的办法是，和别的章节音响为主、音乐只是辅助铺垫的做法不同，这一幕以音乐作主体。在著名音乐人小柯专门谱写的一段节奏强劲、现代感十足的曲子中，把这些音响作为元素，穿插其间。

　 声音，一方面反映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作为历史民俗档案留存。

　 比如，现代人已经很难想像，旧时，老北京卖冰糖葫芦的吆喝声，各城区都有所不同。东南城前三门包括前门、崇文门（哈德门）、宣武门（顺治门）一带，原来是穷人区，多数人家没有院子，用不着拉长音费大力气吆喝，所以吆喝起来的特点是“干、艮、倔、臧”。而天安门以西以及西城区一带，这里富人多，家里多半是套院，太太小姐们住在三层院子的最里层，一听到卖冰糖葫芦的吆喝，会使唤下人去买，造成这一带的吆喝悠扬悦耳，韵味十足。

　 在这张CD的采访制作过程中，正好赶上老秀水街的拆迁。

　 秀水街里的侃价声，大概可以看做是老北京吆喝文化式微之后，新出现的替代吧。一个卖货的小姑娘，可能能讲英语俄语日语韩国话好多种语言，同时掺杂的是老外们操着世界各地口音的中国话。还有那种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环境音响，都别具特色。

　 “我们录到的是秀水最后一声叫卖。”张蓉和苏京平这么说。

　 “怎么讲？秀水市场不是还在吗？”

　 “从声音上讲，原来的秀水再也没有了。”

　 他们告诉我，过去的秀水街，是一条狭长的露天走廊，声音不易扩散，回响效果强，一个话筒就可以采集到360度的音响。这和现在大商厦型的新秀水市场所制造的声音感觉，完全不一样。

　 “整个北京都很难再找到那样热火朝天的音响了。”苏京平说。

　 有的声音，美妙和复杂到人无法驾驭，无法表现。比如大钟寺的钟声。

　 张蓉清楚地记得，他们凌晨3点就出发了。因为从技术上讲，声音录的时候必须干净，后期可以往里面加东西，但是如果录的时候不干净，后期是去不掉的。那是5月份，早上5点多的时候，鸟就已经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到了6点钟，城市噪音一下就全起来了。“人耳朵听着可能还不觉得，但拿话筒试音的时候，特别明显。”她说。

　 到那儿的时候，天刚刚亮。钟很大，话筒放在哪里合适？放在钟里面、外面，还是屋子外面，都有不同的效果。钟唇和钟身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以人耳来听，是要钟声传出一段距离去才好听，但总不能到马路边上去录啊。吊着的钟槌撞击时，总有铁锁链摩擦的声音。没办法，只能把钟槌卸下来，几个人抱着直接去撞钟，但是又发现力度难以掌握，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

　 还有一次，在景山周围的胡同里，张蓉他们等着录一队三轮车经过时车上“叮当－叮当”的铜铃声。时间还没到，这时正是下午，胡同里非常安静，一只小猫“喵喵”叫着。有人踢蹋着拖鞋走过。风吹过树叶。

　 “那种感觉实在太好了！”他们很想把这些声音记录下来，但是办不到。“站在树下听到的风声，录出来就像白噪声（电视机信号不好时的雪花噪音）。”

　 总有一些美，是无法复制和模拟的，我们只能在现实中体会，消失了，就再也没有。声音，亦如此。

　 对外，北京总算有了一张“声音名片”；对内呢？北京的居民们在生活中，能够亲耳听到这些让人“心有戚戚”的声音吗？能听多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有100多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经过刻有3000个死难者名字的石墙。

　 他们没有停下。带队老师的声音通过喇叭传来：“你们想想，3000个名字刻了这一面墙，30万人要刻多少面墙！”

　 实际上，在这面石墙前能稍作停留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参观者，经过这里时，只是脚下略微缓一缓，眼光扫过墙面，随即匆匆穿过。

　 青灰色的墙面上，3000个大屠杀死难者的名字：张金财、叶田氏、陈恒有、薛棠、王长生……谁认识他们呢？那些三个或两个的汉字排列，与你，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们仅仅是死于那场劫难人数的百分之一，其余百分之九十九在哪里？是谁？

　 点击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Vashem）网址www．yadvashem．org，我进入另一个民族的大屠杀记忆。

　 首页上，一个大眼睛的犹太小女孩，双手合在一起，托着腮，调皮地微笑着。继续，打开“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很容易查到，这个小女孩叫玛若·科布里克（MaraCoblic），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的其斯瑙（Chisinau）。从现有的资料看，她的亲人只知道玛若和妈妈都死于其斯瑙的“隔都”，死亡日期不详。

　 1941年，波兰维尔那（Vilna）集中营里，一位名叫大卫·博格（DavidBerger）的犹太人，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希望有人记得，一个名叫大卫·博格的人，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

　 大卫·博格这个卑微的愿望，现在，至少在玛若和其他300万犹太人身上实现了。

　 2004年11月22日，“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借助这个数据库查询到300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相关个人资料。如出生地、职业、国籍、父母及配偶的名字、战前的居住地、遇难地点等等，此外还有遇难者的亲人、朋友、邻居讲述的关于“名字背后的故事”。

　 这项庞大的搜集、整理、核实工作，早在50多年前就开始了，目前仍在继续。在大屠杀网站上可以下载十几种语言的“遇难者登记表”。

　 一辆接一辆的大型客车。导游手里挥动着三角旗和喇叭。可容纳3000人的广场里，满是戴着红色、黄色和白色不同旅行社帽子的游客。还有拉着“××学校红色之旅”横幅排队集体合影留念的大学生、中学生。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热闹”，着实让我意外。

　 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这算什么，你还没见黄金周的时候呢。上厕所排队的就有几十人。”

　 纪念馆自2004年3月1日免门票后，参观人数剧增，每天都在5000人上下，最多时，一天达到1．5万人。大多数旅行社都把这里作为南京游的一站。

　 沿参观路线，路边、墙边散置着13块小型石碑，上面分别记载着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发生在南京13处大屠杀的主要遗址及史实。几位说着德语的外国人，蹲在石碑前，细细地看英文翻译。

　 5月末的阳光已经有些灼人了。一队中国游客经过，其中几人停下，想细看上面的文字，导游有点着急，在一旁催促：“别看了，你们没那么多时间。”

　 YadVashem，出自《圣经》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五节：“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有时被直接解释为“纪念与名字”。

　 1953年自建成伊始，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就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致力搜集每一位大屠杀死难者和幸存者的个人资料。到现在共拥有6200万份各类和大屠杀有关的文件、档案，近27万张照片，以及数千份录像带等影音资料。

　 他们提出的目标是“直到每个人都有名字”（OntoEveryPersonThereisaName）———那些死去的人，不仅仅作为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被记住，更要作为有自己名字、有自己面孔、有自己尊严的人，而被记住。

　 一本破旧的意第绪语《摩西五诫》，被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收藏已经多年。泛黄书页上的几行笔迹让人们知道，这本书，曾经是一个名叫茹达·瑞兹拉·宝姆（RudaRayzlaBaum）的女子所有，签名是在1941年波兰罗兹的犹太人“隔都”。

　 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人知道茹达是谁，当时多大年纪，她后来怎样了，还有亲人吗？直到2004年，在建设“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的过程中，发现了茹达的个人资料。

　 于是，一个“名字”变成了一个“人”，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因为人的气息和命运，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进入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查询“RudaBaum”的名字，你可以得到四个同名的信息。其中一位居住地是比利时，一位是波兰华沙。另外两条都是波兰罗兹的“RudaBaum”，但信息来源不同———一份是来自罗兹“隔都”居住者名单的文件，另一份，来自茹达的儿子尤瑟夫，在1956年10月15日递交给纪念馆的“证明书”。继续看下去，能够知道，茹达1892年生于波兰罗兹，1942年死于切姆诺（Chelmno）集中营。

　 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了解得更多：茹达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尤瑟夫生于1920年排行老二。茹达和丈夫Shmaryahu都从事纺织行业。1939年，他们一家人被驱逐，迁入罗兹“隔都”。在那里，尤瑟夫和哥哥Menachem在辛德勒制造德军军服的工厂里干活，妹妹Rebecca也在一个制鞋厂工作。1942年茹达被送往切诺姆集中营，并死在那里。她的丈夫1944年死于奥斯维辛，另外两个孩子死在从奥斯维辛到德国的路上。尤瑟夫是全家惟一幸存下来的人，他1950年移居以色列，住在海法市。

　 当尤瑟夫的女儿、茹达的孙女露斯，知道纪念馆收藏着茹达的这本书后，专门和全家人一起来看这件她奶奶的纪念品。茹达一家人的故事，也因此得以完整地显现。

　 如果你还有兴趣，可以沿着页面的链接，从一个人，走入一段历史，继续阅读关于“波兰”“隔都”“切姆诺”“驱逐”的更详细资料和解释。

　 我被夹在不同的旅行团之间，随着人群慢慢移动。导游们大同小异的解说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始建于1985年，1995年进行了扩建，占地面积……”此起彼伏地传来。

　 在刻着“遇难者300000”的台阶前，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拿着相机和两个女伴商量拍照的位置和角度。按下快门前，他提醒同伴：“严肃点儿，不许笑。”

　 在一面39米长的花岗岩石墙上，镶嵌着军旅诗人王久辛记述南京大屠杀的长诗《狂雪》：“野兽四处冲锋八面横扫／像雾一样到处弥漫／如果你害怕／就闭上眼睛如果你恐惧／就捂严双耳你只要嗅觉正常／闻就够了那血腥的味道／就是此刻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晚上／我都能逼真无疑地闻到那硝烟／起先是呛得不住咳嗽尔后／是温热的粘稠的液体向你喷来……”

　 停下来读一读这首曾获“鲁迅文学奖”长诗的人，并不多，能把全部23段37000余字读完的，在我坐在旁边的一个多小时里，一个也没有。这里实在不是一个适宜静下来读诗的环境。

　 骸骨陈列室里，七八米长的两个玻璃柜内，全是人的头骨、腿骨，还有我认不出的部位，杂乱无规则地摆放着。文字说，这是1985年4月筹建纪念馆施工期间，挖出的“一批1937年12月被日军屠杀的我同胞尸骨”。“万人坑遗址”的说明告诉我，“1998年4月至1999年12月，在170平方米掘面内发掘出208具表层骸骨”。尸骨“分布零乱，有严重的扭曲变形，有的伴有弹穿刀刺痕迹。男女老幼群葬……重叠掩埋达7层，呈现出非正常死亡后仓促集体掩埋的特点”。

　 在史料陈列馆里，还有更多的数字：“我无辜同胞惨遭日军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19万余人，遭日军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掩埋者达15万余具。”“集体大屠杀示意图上，“燕子矶5万余人”，“鱼雷营、宝塔桥一带3万余人”，“中山码头1万余人”，“中华门外凤台乡、花神庙7000余人”……

　 我想知道，他们都是谁？他们有没有被记录？他们是那面墙上3000个名字中的一些吗？或者，从来也没有人知道过他们的名字。

　 进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网站（www．nj1937．org），能看到这样一些标题：“吴仪出访日本发表演讲”，“上海华师大第二附属中学480余师生在本馆举行悼念仪式”，“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读本出版本馆召开座谈会”，“本馆获赠日军慰安所榻榻米桌”，“南京炮兵学院组织学员来本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页面右下方，有一栏滚动着的“遇难者名单”，每行5个名字，60行，一共是300个名字。没有任何更多个人信息。这是网站里关于遇难者仅有的信息。网站的英文版和日文版，都只是简单的纪念馆介绍和照片，没有具体内容。

　 骸骨陈列室外，一棵不大的留言树上挂满了字条。一位署名“南大生科”写的是：“在沉重的历史里，个人的生命还有什么值得一提呢？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些堆砌起来的累累白骨，没有人知道那是谁，只知道他们是历史，不容抗拒的历史，无法改变的历史。”

　 究竟是因为“个人的生命”不值一提，所以面对累累白骨，“不知道那是谁”也无所谓呢？亦或因为“不知道那是谁”，所以觉得“个人的生命”不值一提呢？两者何为因？何为果？

　 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里，有个黑暗寂静的儿童馆，为纪念死于大屠杀中的150万犹太儿童。

　 馆舍全在地下，从入口处进去，立即堕入一片黑暗。当你小心翼翼摸索向前时，会发现自己好像走进了繁星闪烁的夜空，那是一枝蜡烛经过无数玻璃反射，创造出的奇幻感觉。

　 一个巨大的屏幕上，投影仪一张接一张打出孩子的照片。孩子们的眼神都是一样的：单纯、热情、快乐，充满着对这个世界的信任。一个低沉的男声，静静地念出照片里孩子的名字、年龄、生于哪个国家。没有音乐，也没有更多的解释。

　 没有阴森的白骨，没有血腥的画面，没有控诉，没有怨愤。只有一张张面孔，以及一个个名字，记录着他们曾经存在过。

　 在这里，我们能强烈地意识到：屠杀，从来都是具体的。“孙立富，男，汉族，1937年12月间，在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所附近一地下室避难，被日本兵拖出用刺刀戳死。”“陈徐氏，女，汉族，市民，1937年12月12日，在珍珠巷塘边被奸杀。”“姚徐氏，女，汉族，36岁，1937年12月间，在中华门西赛虹桥防空洞内，被机枪射杀。”“何皮匠，男，汉族，1937年12月间，在清凉山路旁，与一个外号叫猴子的弹棉花的人，被日本兵枪杀。”“李忠德，男，23岁，商人，1937年12月16日，在五条巷挹华里17号被日本兵抓走，无音信。”“钱小香，女，4岁，1937年12月26日，在第8保2甲下埠头村被烧死。”

　 “钱耕昌，男，26岁，农民，1937年12月26日，在第8保2甲下埠头村被烧死。”

　 ……

　 在史料陈列馆一个不起眼的台子上，我发现了两本名册，里面记录着这样的信息。只是，那两本简单名册上提及的人，和“30万”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名册已经破旧的封面上，画着一朵凋谢的玫瑰花，旁边有一行字：“请不要忘记我们……”

　 不忘记，首先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笑起来是什么样子？那个被烧死的4岁小女孩钱小香，她活着的时候，最心爱的玩具是什么？

　 我所能知道的，是一个和钱小香差不多年纪的犹太小女孩阿加莎，她最喜欢的玩偶娃娃叫“多丽”。

　 阿加莎·瑞斯乐（AgathaRessler）有两个姐姐，她们一家住在斯洛伐克。当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并送往集中营时，阿加莎刚刚5岁。阿加莎的父母决定离开他们居住的城市，到农村躲避。离家时，她从所有的玩具中选出了“多丽”。她相信“多丽”会保护她和她的家人。逃亡中，他们一家在好心的农户托克利夫妇帮助下，躲在酒窖里。不久，德国士兵来到这个村子，不得已，他们一家只得逃往另一个村庄。在那里，当掩护他们的那个农夫发现他们的钱已经用光了时，向当地警察告发了他们的藏身地。阿加莎一家被抓进了监狱。混乱中，“多丽”掉在了农夫家。

　 在那之后，阿加莎一家奇迹般地逃出监狱，重新回到托克利夫妇家。战争结束后，阿加莎的父母经不住女儿央求，重新去到那个曾经出卖他们的农夫家里，找回了成为农夫孩子玩具的“多丽”。“多丽”已经变得破旧不堪，胳膊和腿都已经没有了。

　 阿加莎一家1947年移居以色列。“多丽”后来被阿加莎亲自赠送给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在那里展出。全世界的人，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多丽”的照片，读到这个故事。

　 据报道，2001年9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发布消息，征集遇难者名录和幸存者资料。将投资5．4亿元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已于2004年11月启动，预计2007年完工。据称，扩建后的纪念馆占地面积将由现在的2．2公顷扩大至7．4公项。

　 那些死难者后裔及全体国人，有理由期待：愿那30万尘封在历史迷雾中的冤魂和禁锢在抽象数字背后的亡灵，渐渐浮现出清晰的面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力·维塞尔（EliWeisel）这句话，应该不仅是针对犹太人而说的。

　 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馆长阿夫纳·沙立夫（AvnerShalev）说：“如果不了解受大屠杀影响最直接的遇难者和幸存者的故事，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大屠杀，也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

　 夕阳里，巴黎卡捷艺术中心的入口处，一株150年的雪柏树，安详而立。

　 这里原是老城区的一片旧房子，失火后，以这棵雪柏树为中心，在它周围展开重建。钢结构支撑的玻璃庭院完全透明，阳光透过，映照着雪柏和周围的小树林。

　 “我觉得，作为一棵树，它在那里是挺幸福的。”在巴黎的一年间，卢志刚很多次到那里，看这棵被“尊重”的树，替它庆幸，感动。

　 作为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31岁的卢志刚不止一次地想，为什么，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这样让人觉得温暖和感动的地方越来越少？为什么，自己和建筑师同事们努力工作，城市却不是我们期待和设想的样子，大量新建筑没有让生活在其中的人觉得亲切依恋，反而越来越陌生？我们一直在埋头赶路，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一看城市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样的感触不止他一个人有。20多位全国各地的青年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因为一个学习的机会聚在一起，希望做点什么，表达他们工作中的困惑和思考。

　 于是有了这个名为“城市取样1×1”的巡回展览———来自北京、上海、巴黎、柏林的40多位青年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在四个城市中各选取了一块1km×1km（1平方公里）的地域，在2003年至2004年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对比观察。总策划卢志刚说，我们更多是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更多人一起来思考。

　 “一直说我们有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然而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已经很难切实感觉到这种历史和文化对于现今城市发展的影响力”

　 北京的1km×1km，选取的是包括西单商业中心在内的一个区域。这里既有商业中心、大型办公楼、市民广场等新建筑，也保留着大量结构完整的传统胡同和四合院。

　 这符合他们取样的标准：要能体现所在城市的文化和建筑传统，同时也代表着这个城市最新的发展趋势，并承担着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强大的压力。

　 “那块地，反差非常大。”卢志刚说，可以看得出来，后建的首都时代广场、国家电力大厦等，都是划一块地给开发商，随你建成什么样。新建筑和原来的四合院之间体量悬殊，各自为政，看不出城市文化该有的继续和传承。

　 2004年11月“1×1”在北京展览期间，正赶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纲要》在北京规划展览馆向公众公示。绝大部分参观者都是为了了解“拆迁”而来，面对“1×1”相对专业的术语和具有符号意味的图片，观众们显得多少有点迷惘。

　 只有四个城市的立体沙盘一目了然。深浅不同的颜色表示建筑物的新旧，巴黎的房屋基本都是年代较远的黑色、深灰色，个体差别不大。而北京是大面积的白色，新建筑和灰色的四合院间，大小比例很不协调。

　 卢志刚说：“一直说我们有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然而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已经很难切实感觉到这种历史和文化对于现今城市发展的影响力。做这事之前，让我说中国建筑的历史传统表现在什么地方，曾经有什么，最重要的是现在还有什么，我觉得我说不出来。”

　 2003年上半年，20多名青年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聚集北京，为参加法国文化部为期一年的青年建筑师培训计划学习语言。这是“1×1”项目由一个闲聊中的想法，到成为四个城市巡展和一本漂亮画册的契机。

　 那段时间，每个周末，卢志刚他们都骑着自行车来到西单，然后步行游走在那1平方公里的大街小巷中。胡同里那些代表着中国文化味道的砖雕、门斗、门砖、影壁、色彩、悬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即使大的格局已经不在了，但是从这些细小的部分，还是可以感受到原来的底子，北京真是一个很美的、有性格的城市。”一年后，当他们在巴黎准备展览和画册时，那些没有到过北京的巴黎和柏林的志愿者，看了照片，也都有相同的感叹。

　 然而这种隐含在屋檐下角落里的朴实安静的美，已经被冷落了，那个古老的北京正消逝在日新月异的变革中。

　 在展览中，这些年轻的建筑师表达他们的感受：

　 “古老的北京城和新北京如同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随着时间共同发展。但终归有一天，这两条平行线会接近，继而合二为一，而其中一条也许会永远消失或者被吞噬……当成片的灰色老区被强大的建筑机械吞没，我们站在崭新公寓的窗户旁往外眺望时，才发现已经无处寻找原来那条绵延伴随我们几个世纪的平行线。”

　 “面对北京，我们总是百感交集，与其说是城市本身感动了我们，不如说是蕴涵在这个城市中的传统文化起伏跌宕的命运。”

　 “我们珍藏那枚儿时的玻璃弹珠，珍藏年少时的相片，我们珍藏那些貌似普通的珍宝……遗失了它们，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回忆，陷入没有特征、不知从何而来的迷茫，仿佛悬浮的尘埃……”

　 一个城市的记忆和一个人的记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城市记忆的形成可能要经历成百上千年的过程，而以建设的名义抹煞它，要快得多。

　 “其实，平行线就已经是不正常了。”卢志刚说，城市的历史，应该像一条直线，是继承的，延续的，这样人们才可以找到源头在哪里，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可惜，2003年他们去拍照、采访时，那里的胡同就已经开始拆了。“现在？剩下的就更少了吧。”

　 “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可能还没来得及想出解决的办法，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

　 工作近9年的卢志刚，设计的作品得过不少奖，他本人曾获“上海青年建筑师新秀奖”金奖，是第五届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中最年轻的一位。不过，他的一个设计不幸被一位中学生评为“最讨厌的”。

　 上海科学会堂新楼，是卢志刚工作后做的第一个项目。正好，这栋楼位于上海的“1×1”范围内。调查中的一项是采访这片区域中的人，听听居民和游客对城市的感受。

　 卢志刚问一位住在附近的中学生：“这附近你觉得哪栋楼最丑，你最讨厌？”那个男孩不客气地指出来的，正是他自己的作品。

　 “那栋楼，没有考虑到和周边环境的关系。”卢志刚说。科学会堂新楼所在的思南路上，有不少老的住宅、别墅，孙中山故居、周公馆都在这里。当时给设计师的要求是，1万平方米的地，要造16层的楼，一定要有1．3万平方米的面积。这就决定了每层要有1000平方米左右，体量就是那么大。“如果当时多考虑一些，或者规划时能更细致，完全可以把体量分解，做一些小一点、多层的建筑，就不会像现在那么突兀。”卢志刚说。

　 选择1平方公里，正是因为这个范围是联系建筑和城市的中间尺度，是人可步行范围，而又是建筑师和规划师都照顾不到的尺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城市里，有些建筑单独看可能并不难看，但放在一起，就不协调。

　 城市的美感来自合适的尺度。上海有一处危改工程，宣称它的中央绿地可以放下7个足球场。“可是你想想，一个人站在7个足球场大小的地面上，周围都是30多层近百米的高楼，会是什么感觉？他会找不到自己和环境的关系。”他说，现在，“儿童画里面那种各样形状随意叠加、相互间没有任何关系和协调性的场景，在现实城市中已经随处可见了。”

　 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城市，除了因为它们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同样面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还考虑到它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北京、上海是迅速发展期，而巴黎、柏林处在平稳发展期。不同阶段所包含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彼此提供相互映照的镜子。

　 比如，经济适用房。在中国，仍然被当做是改善低收入者居住条件的一种方式在大力推行。但是，这种使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居住区域分离的方式，客观上会导致生活设施、教育水平等各方面资源的“马太效应”。

　 法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弥补这种差距，政府拍卖土地时，就和开发商签订协议，开发商必须把相应比例的住宅或土地返还给政府，返还的土地由政府出资建社会住宅，然后以较低的价格租给低收入者居住。这些住宅和商品房在同一街区，可以共享花园绿地和各种基础设施。

　 还有，相比于以前的“企业办社会”、“大院办社会”现象，现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小区办社会”。一个个小区好像是大海里彼此孤立的小岛，围墙、保安隔开了与真实社会生活的联系。

　 为此，巴黎政府提出“把社会生活延伸进小区”的想法，把封闭性街区改建成开放性社区，花园、街道都与社区共享，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供密集的服务。针对城市老龄化问题日渐严重，政府和开发商还联手推出“协商开发区”，在一两万平方米的小范围内，保证一定居住水准前提下，建立小型开放社区，出租给老年人。既从细节上保证“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社区活动”，同时也从整体上保证小区不脱离大的社会环境，不至成为仅有老年人的专属活动区。

　 但是，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特殊阶段，需求的旺盛，刺激了建造的速度，对于长期的审美和文化方面要求，则考虑得不够。而且，速度掩盖了很多问题。

　 在法国，卢志刚曾经和当地的建筑师交流过一个感受。“在中国，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可能还没来得及想出解决的办法，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

　 “问任何一个建筑师都是忙死了，着急死了，每个项目都催促你尽快交出设计图。开发商也一样，一般一个项目从设计到施工就两年，都要赶着好市景赚钱。”

　 法国建筑师没有这样的体会。

　 目前全巴黎讨论的中心———雷阿勒LesHalles改造项目，正在巴黎的1×1范围内。这里是法国最大的地下空间，两年前，市政府提出改造意向，从那时开始，第一轮规划是面向社会征集意见和建议，供市政府参考，市民投票，70多家建筑师事务所参与。经过公开展览，选出了4家事务所做第二轮方案，之后是3个月的市民投票，现在正进行第三轮……

　 “巴黎做一件事真是很慢很慢。”卢志刚说，也许，正是这样的小心翼翼，巴黎才是巴黎。

　 “我们整天在城墙洞里穿进来，穿出去，就想要和这些不一样的，像深圳、上海那样的”

　 自己颇为满意的方案，却被甲方否定了，这样的经历不少建筑师都碰到过。

　 1999年参加西安高科广场办公楼投标时，卢志刚和合作人阅读了大量有关西安城市的历史资料，最后在设计方案中使用了小雁塔的比例和曲线。在他们看来，高科技社会的来临，易导致人们生活内容的趋同和文化认知的模糊。对于像西安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在建筑风格上需要考虑如何连接传统和未来。

　 不想，甲方的态度与他们大相径庭。对方说：“我们整天在城墙洞里穿进来，穿出去，就想要和这些不一样的，像深圳、上海那样的。”

　 这种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上的差异，卢志刚碰到过不少。大多数时候，他说，“中国建筑师没有什么话语权”，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就更谈不到。建筑师的专业性，还没有像医生一样被人尊重。

　 过去和现代的东西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剥离出来，并用恰当的手段重新塑造和表达。当过去的生活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保护，并不应该是僵硬地限制，或者仅仅留存一个文化标本的空壳。

　 和上海新天地里那种完全被置换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保护”不同，葡萄牙波尔图在这方面让卢志刚感触颇多。

　 “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一点也不做作，还是原来的样子。”有轨电车穿过有千年历史的街道，深褐色的房屋外墙，蓝花瓷砖。进入城市的火车，从河谷上方穿越高高的铁桥，宛如宫崎骏作品《天空之城》中的画面。在旧码头区各式老房子之间，有不少设计新颖的酒吧餐馆。街上有人弹吉他、唱歌，即使是陌生游客，也能体会到他们的快乐。“你能感觉到，这里依然是他们的家园，而不只是一个供人参观的地方。”卢志刚说。

　 “城市取样1×1”展览以“迷失、错乱与身份确认”为主题。因为这些年轻的建筑师、规划师认为，“现在城市建设，是在趋于同质的力量指引下，寻找差异的过程。城市和建筑发展过程中盲目的借鉴和抄袭，加剧了当前城市的混乱状态，也毁掉了原来城市中大量典型特征。”

　 用卢志刚的话说，我们需要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寻找自己独有的特质。

　 当“国际化大都市”正在成为中国很多城市的发展目标，“欧洲文化首都”的活动，已经从巴黎、哥本哈根等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延续。西班牙莎拉曼加、奥地利格拉兹、德国魏玛、法国里尔、意大利热那亚……这些相继入选的城市，在卢志刚看来，都是“给你个机会，逼着你去发掘和强化自己的文化特质”。

　 相比来说，中国中小城市的特色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这些城市的建设模式，几乎完全是大城市的翻版，失去个性更容易。

　 “闭上眼睛想像淮海路，脑中的映像是色彩斑斓的橱窗，是汹涌的人潮，是让耳朵应接不暇的宣传音乐，而不是这里的建筑……新的建筑因为它们的内容吸引人，因为它们是大型购物中心，因为它们是高级写字楼，因为它们有美食、娱乐……建筑失去了自己的面貌……

　 只有淮海路如此吗？

　 “视觉形象醒目，50年不落后”的句子，经常被写入任务书中，作为对建筑师的要求。然而建筑之美，并不是靠大理石、玻璃幕墙、水晶灯堆砌出来的。霸道、嚣张、跋扈的建筑处处可见，内秀的、含蓄的、心态平和的美被忽视冷落。这中间，有开发商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也涉及作为建筑师，如何引领和提升大众包括甲方的审美标准。

　 “对市民的关怀，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设计中体现的”

　 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说：“城市是有灵魂的个体，它感觉，它受苦，它赞美。”生活在其间的人的感受，应该和它一致吧。

　 城市建设，硬件上的“焕然一新”只要投钱就会有效果，然而当“宽阔的硬地广场反射着骄阳炙烤人们，夸张的大体量建筑没有丝毫温情，街道如同一道汪洋隔开了相望的人群”，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又要怎样才能感到便利、亲切、富于乐趣？

　 当我们大声批评行人不守规则，翻栏杆穿马路，却没有看到，最近的一个路口可能在1公里开外；路口不像路口更像一个小广场，四面八方往来车辆让人头晕，复杂得需要有人在旁边吆喝，指挥人们何时举步止步；还有大而无当的火车站、规划和设计失误导致的交通堵塞、走得人脚酸的地铁换乘站、难看的天桥、混乱的标识系统……坏设计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坏。

　 “这些不完全是经济和能力的问题，很多就是设计者够不够用心。”卢志刚说，除了充分合理的使用功能之外，这些公共设施都是城市面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经常会聘请设计大师来做这样的小项目，像西班牙比尔巴鄂的所有地铁口，由英国著名建筑师弗斯特设计。巴黎新建的地铁14号线，每一站的地下空间都是公开招标，站台、走廊、灯具、墙面、与路面的接口都各有特色，上了巴黎的《建筑导游手册》。

　 “经济固然是一个因素，但钱不多也可以做得更好看。对市民的关怀，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设计中体现的。”他说。

　 1998年，卢志刚参加上海市标准书报亭设计竞赛，得了第一名。在他的设计中，所有的构件玻璃、板材、螺丝钉都是定型化生产，可以根据场地大小，组合成弄堂型、街道型、广场型共9种大小。所有材料一个箱子装下，现场拼装。如果街区改建或生意不好，还可以换个位置。

　 然而在最后的实施中，因为要赶在年底前成为为市民做的十件大事之一，因为成本问题，他获得头奖的这些创意都没用，用的只是一个飞鸟的外部造型。一万个一样大小的书报亭赶在一个月内做好，用吊车放下，浇上混凝土固定，铸铁换成了铝合金。

　 “其实从长期来看，我的方式肯定是经济的。”卢志刚到现在还觉得有些遗憾，在他想像里，书报亭、汽车站、过街天桥等，都应该好好制造，不求一时之快，因为这些都可以成为城市的记忆。“你想，小孩子长大后回忆起在弄堂口买报纸的情景……就像伦敦的红色电话亭，已经是这个城市的识别标志。”

　 后来在很多地方，他都看到了自己这个只剩下了一个空壳的设计。“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多么缺乏好的设计，哪怕只是一个好看的样子。”

　 好的设计、创意从哪里来呢？现在，有不少地方宣称要发展“创意产业”，还划出专门的区域，发展“创意一条街”、“建筑设计一条街”。在卢志刚看来，这都有些可笑。

　 “不管是塞纳河左岸还是SOHO区，哪个是规划出来的？不是说划出一片地，苏州河边上盖几栋房子，就有创意了；或者建筑师聚集在一起，就有好的设计。”他认为，创意、设计，和一切艺术一样，要尊重和培育的是土壤和小气候，而不是花盆。所以，建筑设计“商品一条街”或“服务一条街”是可以规划的，但“建筑设计”，不是规划出来的。

　 “建筑师以及建筑这个行业，并不是算算实体的长宽高，让房子有柱有墙就可以了……”

　 在中国，建筑学专业设在工科院校，无论是施工企业还是建筑师，都归属于建设部。而在法国和欧洲，建筑师属于文化部。卢志刚在法国凡尔赛建筑学院学习时，拿的是艺术类学生证。在中国，建筑师更多地被看做是工程师，而在国外，则被当做艺术家。

　 也许，正是由于对“建筑”这个概念界定的不同，使得中外在建筑教育和建筑奖的评选标准上，也有较大的差异。

　 “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讨论建筑是艺术还是技术的问题。”卢志刚说。

　 “你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哈哈一笑：“老师说，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不过，经过这些年的工作实践，他自己觉得，“建筑的核心问题应该是艺术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建筑使用的，都是中流的、成熟的技术。而且，要想把建筑做得有文化意味，就不能以工程师的身份考虑问题。

　 对建筑的定位，也直接影响着建筑教育的方式。

　 艺术教育，强调的是个性，是一个人自发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能力，老师不会从方法上否定你。但在国内，卢志刚说：“建筑教育基本还是手把手教你的方式。老师会教你应该怎么做，哪个好哪个不好。”

　 卢志刚参加过凡尔赛建筑学院与同济大学规划专业的一个交流项目，很明显地体会到了这种不同。项目是为上海杨浦区内的一块地做改造。中国的老师，会给学生一个任务书，上面写着各种要求，多少建筑量，要建什么样的房子，学生按着要求去做。法国老师则是让学生自己去现场看，回来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再想办法说服老师。“可能学生的想法和现实中甲方要求是脱节的，但我觉得，在学习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开阔思维，以后才能探索到更多更新的方法。”

　 据称现在中国占有全世界40％的建筑量，这是所有建筑师梦寐以求的机会。“华东院一年的量，可能就是有些欧洲事务所一辈子的量。”和一起在法国学习的国外同龄建筑师比，卢志刚做过的项目也要超出他们很多。但是，这样的“量”，并没有生产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建筑。

　 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策建筑奖，2004年授给了英籍伊拉克女建筑师扎哈·哈蒂德，她的作品很前卫，并不太容易让人接受。在卢志刚看来，她的设计充分挖掘了空间上的不可能性，提供了一些极端的状态，给人全新的空间感受，并且让你感觉到那种状态也有动人的地方。“完全颠覆了我们原来对建筑的一些定义，影响了建筑学的评判标准”。

　 2002年得主是澳大利亚建筑师格伦·默科特，他只做小住宅，事务所就他本人和一位秘书。而国内，卢志刚说，根本不能想像一座咖啡馆或者民用住宅能得国家奖，即使非常有想法，不是大项目根本不可能得奖。我们的奖项更多是看社会影响力，而不是建筑本身表现出来的东西。

　 “城市取样1×1”展览于2004年7月在巴黎首展，之后分在上海、北京、柏林展出。卢志刚说：“让更多的人开始习惯观察城市，思考城市的发展，也是展览的目的之一。”所以，他们在上海没有选择免费提供场地的“外滩3号”，而是选择了要交费的上海市规划展览馆，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来看，而不只是供少数业内人士自我欣赏。

　 如巴黎建筑学会展馆负责人保罗·格雷特尔（PaulGrether）所说：“建筑展览对于普通大众的意义，在于让他们了解建筑师以及建筑这个行业，并不是算算实体的长宽高，让房子有柱有墙就可以了，也不是像艺术家那样缩在一个角落独自创作。建筑师的工作建立在一个很复杂的互动活动中，也包括与大众的交流，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慢慢形成了城市。大众了解城市的形成，让他们更加热爱城市，这种对于城市的热爱，并不是对某个特定的城市，而是更为关心城市问题，并试图了解更多与之有关的东西。”

　 展览结束了，卢志刚和同伴们回到各自的岗位，新的项目、新的工程会接踵而来，他们的观察和思考还将继续，这个责任不仅是建筑师和规划师的，也应该是所有人的。

　 一位巴黎市民参观展览后留言：“当有人以城市居民的身份开始将自己的城与人家的城比较和解构，那么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城市开始有了思维与智慧。”

　 城市的智慧，来自居住者的智慧。

　 十几年前，一位老外朋友常拉着杨卫民去潘家园，让他帮着侃价。让杨卫民惊讶的是，那些满面尘土、看着破破烂烂的旧家具、瓷瓶，到了这位朋友家里后，经过仔细清洗、修护，被精心摆放在恰当的位置，几百年岁月琢磨的痕迹，显得那么美丽。

　 “奇怪了，中国的东西，怎么放在外国人家里那么美？”和几乎所有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一样，这些被老外视为珍宝的中国古董，在年轻的杨卫民眼里，都曾经是封资修的东西，要被砸烂毁灭的。

　 就这样，杨卫民被一个外国人引领着，开始发现中国文物之美。他拜师学习瓷器鉴赏，读书，泡潘家园，到全国各地看古建筑看雕塑看壁画……1997年，41岁的杨卫民辞去新华社《暸望》周刊美术编辑的职务，创办北京华夏风格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近5年来，他自费跑了欧洲、美洲2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博物馆，探寻收藏在那些地方的中国文物。在这个过程中，他说，看到的不仅仅是数量巨大而精美的文物，更在海外发现了一个“新”的中国。

　 “咱们的东西，为什么在人家那里显得那么美？”

　 1997年，挪威国王访华。通过朋友介绍，杨卫民认识了奥斯陆国家设计艺术博物馆馆长、国王的东方收藏品顾问韦达，并且领着他在潘家园满载而归。韦达告诉杨卫民，在挪威也有很多中国文物，欢迎你来看。两年后，他去了。

　 “我当时觉得挺惊讶的，那么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在杨卫民想像中，大概就是一间小屋子，放着些中国瓷器。等真的到了那里，他就傻了———一座18世纪宫殿的后面，专门延伸搭建出一个巨大的玻璃房，阳光灿烂，20根圆明园的柱子被安放其间。

　 震撼接连不断。

　 在瑞典，杨卫民听说哥德堡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家博物馆，专门收藏中国的瓷器和金银器。那是一个只有2万人的小镇，北欧地图上都未标出。到了那里一看，博物馆由一座旧火车站改建而成，门口摆放着中国的石狮子，大厅里养着大缸的金鱼。小巧的三层楼，2000多件藏品丰富而精美。宋朝五大名窑里，除汝窑外这里都有收藏。

　 “在里面真是有时空错乱的感觉。”他说。

　 2000年春天，丹麦国家博物馆。二楼展厅里，全是来自中国的老东西：鼻烟壶、香袋、黄花梨笔筒、水烟袋、绣花鞋、虎头帽、布袜、剃头挑子、空竹、鞭炮、灯笼、木偶、火锅……样样制作精美，保存如新。最让杨卫民开眼的，是一组小木偶，只有一寸多高，表现了老北京天桥的三十六行，说书的、修脚的、耍猴的、看相的、卖糖葫芦的……一位带着孩子来看展览的母亲，知道杨卫民来自中国后，走过来和他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如此非凡，生活如此丰富，真让人羡慕。”杨卫民有点尴尬，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她，自己在国内从未见过如此高水平的民间工艺品大展览。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杨卫民见到了他认为是最美的一座观音像，然而当他看到这座宋代木雕观音刚到这里的样子时，被吓了一跳。数百年的颠沛流离，原来气韵生动的木雕，被无知匠人几经改造刷新，描绘得俗不可耐。

　 据博物馆的人介绍，为了恢复本来面貌，他们前后一共花了10年时间，修理的钱远远超过了当时购买的费用。

　 “最开始的时候不明白，咱们的东西，为什么在人家那里显得那么美？”杨卫民说，后来渐渐意识到，除了他们真是花力气花心思去修复、展示之外，中国的东西，目前所处的自然状态已经不对了。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比如一个清代的瓷瓶，被制造出来时，是蕴含有很多信息的。”他解释说，它应该是被放在一间干净的、有窗户的屋子，这间屋子里有黄花梨木或者紫檀家具，有什么样的字画装饰。

　 往大说，一座四合院的美，是和所处的周围环境相呼应的，树，胡同，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构成这种美不可缺少的因素。当这些因素都被毁灭和破坏以后，只留下一座孤零零的院子，这样的“保护”，无异于竭泽而渔。

　 杨卫民曾陪着瑞典东方博物馆下属的东方图书馆馆长冯辽参观山西晋祠，这位一辈子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流泪了。一是为晋祠之美，二是为晋祠周边耸立的烟囱和浑浊的天空。

　 “如果没有镜子，人们就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欧洲，杨卫民参观的第一家博物馆挪威奥斯陆市立博物馆，就让他感慨颇多。“这是一个在我们国家都找不到资料介绍的、没有一点名气的博物馆，去了一看，很惊讶，他们完全不是在古董店买几样东西，灯光一打就完了，已经是很有系统地收藏了。”

　 100多个博物馆走下来，杨卫民有个深切的感受：在欧美，只要是综合性的博物馆，再小的规模，哪怕只是一个小镇博物馆，都会想方设法搜集世界各地的东西，展示人类的各种文明。而在中国，即使是国家级的博物馆，也少有专门展示其他文明的收藏。

　 在丹麦，一个名为《镜中的世界》展览，给杨卫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展览的主题是中国文化。丹麦国家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给杨卫民解释说：“如果没有镜子，人们就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照与观望非常重要。在我们西方人眼里，中国就是一面镜子。通过这样的展览，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也通过了解中国而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在瑞典哥德堡市的东印度公司，杨卫民看过一份清单，1723年至1735年间，瑞典进口中国瓷器2500万套，同一时期荷兰的数字是7500万套。而中国需要的只是银子和香料。北欧的船队载着木头出发，到西班牙换成鱼，中途把鱼换成矿砂，到日本用矿砂换银子，再到中国用银子买瓷器和茶叶。那时的中国与世界，几乎没有贸易的概念。经济领域是这样，政治和文化领域，就更是封闭。

　 “直到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还是这样，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我们不需要别人的东西。”杨卫民说，现在，经济上的合作与交流也许比从前有了很大不同，但文化上的开放依然很不充分。

　 挪威奥斯陆大学汉语教授何莫邪，主持着世界上惟一一个古汉语类比词数据库的研究。这个长着一脸海明威式大胡子的老头，操着流利的汉语给杨卫民介绍：中国语言里，关于“笑”的说法超过600种，而有关“死”的说法有900种之多。

　 何莫邪并不是研究古汉语出身，他说：“如果我在这个领域有一些成绩，那是因为我研究过古罗马文、古希腊文和古埃及文。”

　 在杨卫民拍摄的一段录像里，何莫邪说，他在颐和园参观时，看到所有的介绍都提示人们，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皇家园林。这话对他这个欧洲人来说没有问题，可是，对于那些不了解西方建筑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就有问题。“讲特点，就必须有比较。如果你不了解其他文化，怎么了解自己？”

　 杨卫民说，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好多中国的东西，是经过外国人定价，我们自己才认识到其中的价值，不惟文物如此。

　 了解的前提是彼此尊重和交流。成立于1912年的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把中文译名改为了东方博物馆。该馆馆长告诉杨卫民，过去，从瑞典到东方要走几个月，所以有“远”之说。而现在，早上从斯德哥尔摩上飞机，晚上就可以在北京吃晚餐，世界已经是地球村了。如果说，过去时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文化交流的障碍，现代社会里的障碍又是什么呢？

　 和中国大使馆一墙之隔的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藏有大量与中国有关的资料和文物。杨卫民在那里看到了大批雍和宫的档案和照片，详细到每一座大殿里曾经摆放了什么东西，这些都是雍和宫馆藏资料里所没有的。而当杨卫民在中国使馆和工作人员谈及此事，兴奋地说应该把这些资料复印时，对方只是淡淡地说：“哦，是吗？听说他们抢了我们不少东西，没去看过。”

　 这样的尴尬不止一次。

　 在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图书馆，杨卫民感叹他们几万册各种文字研究中国文物的藏书，馆长却火冒三丈，向杨卫民抱怨，他们一再和国内某机构联络，希望把中国国内每年出版的有关文物研究的新书书目寄一份给他们，彼此可以交换或购买。然而一直也没有任何答复。

　 “我们一年至少出50本以上的画册，难道这些和中国有关的资料，你们就不需要吗？”这位中文名字叫梅映雪的女馆长气哼哼地说，“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搞不懂，这些人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梅馆长说，台湾故宫博物院每月都会给他们发传真，他们要做的只是在书单上画勾，对方就会把书寄来。而日本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更是连这道手续也省了，只要出相关领域新书，就免费赠送。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东西一面是过分地‘保护’，另一面却是仇视和毫不留情地毁灭”

　 每次出国，杨卫民都要查阅大量资料，一般说来，这个期限至少是半年。前些年上网还不普及，查资料比现在困难得多。第一次出国前，他专门去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然而经过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去了。

　 早上一开馆，杨卫民就来到查阅外文资料的部门，当时他想查的是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的资料。先是一番资格审查，已经从新华社辞职的杨卫民没有工作证，只得让公司的人开了介绍信专门送来。折腾到中午了，才终于从库里给他找出一份薄薄的小册子。一看，资料都已经是几年前的，问问还有别的吗？对方回答得干脆：没有。再问能借走吗？不能。那么能复印吗？经过请示说，能复印。于是他花了比外面复印费高出不少的价钱才把这些“珍贵”的信息带回家。

　 可笑的是，等他到了瑞典，到了远东古物博物馆，发现那本被我们国家级图书馆视为宝贝的小册子，就放在门口，免费领取。

　 然而又有无数更为有价值的东西，却得不到如此精心的“保护”。

　 在山西省博物馆，杨卫民看着唐五代时期的塑像，一身尘土地立在院子里，心疼不已。

　 同样是山西，他亲眼看着一座宋庙在5年之内，一点一点变成了废墟。

　 “1997年第一次去的时候，庙还比较完整，里面明朝早期的菩萨像都还在。半年以后再去，菩萨的头已经没有了。第三次去，菩萨的胸部被挖了一个洞，再后来，上半截都不见了，再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东西一面是过分地‘保护’，另一面却是仇视和毫不留情地毁灭。”

　 对比在国外看到的种种场景，更让人唏嘘。

　 德国林登人类学博物馆，为了保存中国古代的漆器，专门从日本定制一种特殊的木材制成的盒子。这种木材非常轻，有韧性，防潮效果好。

　 英国大英博物馆，用来包装文物的木头和布料，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办法是把纯银和纯铜放在这些包装材料里，一起放入烤箱。三个月后，再检测纯银和纯铜的反应。测试通过后，这些材料才可以用来包裹文物。

　 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做敦煌壁画展，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愿意各提供10幅敦煌绢画借展，却因保管水平达不到要求作罢。

　 严格而精心的保护，绝不意味着这些东西要被藏之仓库不能见人。大英博物馆的方式是根据材质不同，青铜、瓷器等长期放在大厅，而书画和较易受损的文物，则是定期布展。但18岁以上游客均可提前一两个星期免费预约观看。

　 中国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主任谢成水，曾经在伦敦大学做访问学者。作为敦煌学专家，他要去国内几家收藏有敦煌经卷的博物馆看经卷都非常困难。而在英博，连碎片都让他看。

　 谢成水说，这种态度不仅对研究者如此，英博的宗旨是要把所有藏品毫无保留地给人看。他亲眼见过一位老太太来东方文物部看中国古画，虽然旁边就是挂画的架子，老太太却要工作人员把画举起来给她看，那位工作人员就面带笑容站着替她举了半个小时。而那位老太太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是自己写了本书，想找几幅中国画作插图而已。

　 杨卫民说，挪威的学者曾经和他说，那20根圆明园柱子，不是不可以还给中国，但必须要让他们觉得放心。

　 “他们怎么样才能‘放心’？”我问。

　 “比如，起码有不次于在挪威的展览效果。而且，他们最担心的，是在一个宏伟的迎接仪式之后，这些东西就被扔进仓库里，一般人再也看不到。”杨卫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的原话是“能看见的，都是保管员的小舅子、小姨子……”

　 那几天，还正好赶上新疆博物馆馆长监守自盗、为了毁灭证据把很多文物都烧了的新闻，杨卫民说，这个话题他觉得没法继续下去了。

　 “咱们的博物馆更多地是像个旧物存放地，而不是让你参与”

　 在国外博物馆，不难见到单独的个人，带着面包和水，悠闲惬意地一待一天。那种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只为在最有名的收藏前拍照留念的观众，是不多见的。

　 杨卫民说，咱们经常把博物馆当做一个去受教育的地方，而不是一个陶冶性情净化精神的场所。在具体的陈列设计、展示方式，包括解说、灯光、布置等细节上，“咱们的博物馆更多地是像个旧物存放地，而不是让你参与，enjoy。”至于对藏品的研究、对观众需求的研究，就更有限了。

　 他眉飞色舞地讲起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海盗博物馆。

　 整个博物馆就是建在一艘沉船上。那是一艘建造于1628年的战舰，首航就沉没了。1961年被打捞出来，虽然航行记录很不光彩，但瑞典人仍视之为国宝，在沉船的外面加盖了一个大罩子，成了现在的海盗博物馆。

　 “总共是5层甲板，上下高20米，全长近70米。一进到里面，灯光闪烁，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杨卫民说。

　 因为对观众的定位是孩子，所以在具体设计上特别在意营造氛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同时又可以参与其中。

　 “当时的船都是靠压在舱底的重物来保持平衡、对抗风浪的。有一个演示屏，你可以通过电脑来调整舱底石头的重量、位置，模拟怎么过险滩，风浪来了怎么办。”

　 海员日记的片断被做成多媒体，不断播放，每一个人耳边都萦绕着那种牵肠挂肚的声音。从沉船里打捞出来的骷髅，也有展示，旁边的屏幕上是经过电脑还原后真人的样子。

　 此外，和船有关的一切都被开发出来：造船的木料来自丹麦，森林、伐木、烘干、运输的场景，供船员休息娱乐的酒吧，当时的港口，还有电影厅里关于海难的纪录片……“与其说是看一艘船，不如说让你回到从前了。”而那被海风和岁月撕烂的巨大的船帆，被仔细拼接起来，用玻璃罩在墙上，像一幅别致的壁画。

　 对比之下，泉州湾古船陈列馆的宋代海船，就乏善可陈。杨卫民去过后的印象是，与其说是陈列，不如说是个仓库。

　 “动动脑子，咱们难道做不好吗？”杨卫民认为，关键不是技术、不是金钱，而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东西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自豪感。

　 “你这话的打击面也太大了吧？”我觉得不能同意。

　 “就算不是一直如此，至少近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他说得很肯定，“我们总说热爱自己的文化，可文化不是一个空的概念，城墙、建筑、古庙、雕塑、字画，这些都是文化的载体。当这些载体被无情地毁灭时，文化依托在哪里呢？”

　 杨卫民说，他这个年纪的人，曾经对这些东西的态度是蔑视、仇恨，毁之而后快。现在的人，都觉得古董好了，可是好在何处呢？是因为能卖，值钱，破椅子破碗，能卖那么多钱。要么就是能促进旅游，老外喜欢。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些东西是美的，可以让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寻找归属感。

　 “你再看看我们平时的习惯用语，比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这人怎么像出土文物似的’，文艺作品中，古庙要么是阴森可怕，要么就是破败不堪。这种用语和潜意识里对这些事物的认识，都是相关连的。”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无用的、落后的，或者它的价值只是用来卖钱，那你怎么会有动力、怎么肯花心思去把这些东西介绍给别人，让别人一起来体会你的骄傲和自豪？“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他说。

　 “没有单位，没有基金会支持，不是政府机构，那你就是信念了。”

　 也许是被北京图书馆的那次遭遇吓住了，杨卫民第一次出国前，曾经去国家文物局公关了一年多，请了不知道多少顿饭，就是想让文物局给他开张介绍信。他觉得，有这样的单位“撑腰”，和国外博物馆打交道自己的底气足一些。

　 最终介绍信也没开成，文物局的人说从来没有过先例。后来，杨卫民说，恰恰是个人名义给了他最大的方便。“他们觉得，没有单位，没有基金会支持，不是政府机构，那你就是信念了。”那些博物馆的馆长和研究人员，不仅给他的拍摄和访问以积极的配合，还都和杨卫民个人成了朋友。

　 在大英博物馆，杨卫民直言不讳地和东方部副主任说，走过这么多博物馆，对大英挺失望，布置太老化。这位老太太后来和杨卫民说，和你聊天觉得挺愉快。她最怕接待的是中国的官员，要么绷着脸一言不发，最多点点头；要么就只会说good，good，无法深入交流。

　 在德国柏林国立东亚艺术博物馆的经历也很传奇。开始联系时，对方的回复很明确，拍一件文物1000元，杨卫民当时要求拍100件，10万元。

　 “我当时头就大了，心想算了吧。”到了德国后，慕尼黑、科隆都跑完了，在离开的前一天，杨卫民还是觉得不甘心，又打电话给馆长，要求能不能给半小时时间，采访他本人。馆长勉强答应，但声称不会说中文。第二天，杨卫民和摄影师来到馆长办公室，开始采访。聊着聊着，高兴起来，馆长忘记了自己说过不会说中文，汉语全出来了。

　 最让杨卫民没想到的是，馆长拿出仓库的钥匙，说今天给你们破例，你们随便拍，还特意说“咱们走后门”。

　 该馆有中国文物约2000件，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良渚文化的玉器、商周的青铜、汉铜镜、唐三彩到明代字画、清朝的青花瓷瓶，基本涵盖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时期。

　 2000年，杨卫民去美国使馆签证。“9·11”后美国对签证的控制比较严格，在杨卫民之前的人不少都被拒签了。签证官看着密歇根大学的邀请信，问他去美国干什么。杨回答，要去密大的本特利历史博物馆查询中国的老照片。签证官一听，说“我也是老照片的爱好者。”啪啪盖章，一行4人就这么过了。

　 5年的行程，并不总是像这样愉快。那些辛酸劳累的故事，他讲得不太多。他觉得那些都是自己选择所付出的代价，必须要承担，没什么好说的。

　 走在大街上的杨卫民脚步匆匆，微微有点驼背，和城市里所有被生活压得无精打采的人没什么两样。他至今住在郊区租的房子里，一般人用来买房买车的钱，在他，变成了往来欧洲的飞机票、各个城市的地铁票、博物馆门票、摄像师的酬劳、几百盒录像带、藏书、还有自己的收藏品。现在，他一面为下一步去日本和俄罗斯做准备，一面打算把现有的素材制作一套纪录片。

　 有时候，他会劝一些大款朋友，把家里的XO酒瓶换成乾隆青花。不过再一想，要不是真正喜欢，换了又怎么样呢？一个社会，应该允许个人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样别人看他也不会觉得奇怪。

　 杨卫民说，小时候吃不饱饭的时候，他曾想，将来长大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要干自己想干的事。可是，真正长大以后，那个前提会变得越来越多：不仅是吃饱肚子，还要有房子、车子、漂亮的衣服……有一次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里，见到一块墓碑让他很有感触，上面写着“来不及了”，他在旁边站了半天。

　 “至少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将来我的墓碑上不会刻‘来不及了’。”

　 8月19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原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和民警黄小兵公开宣判，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王新和黄小兵有期徒刑3年和两年。这二人的“玩忽”，导致了一个三岁女孩被活活饿死———这就是去年震动全国的李思怡事件。成都市委政法委书记王体乾曾在批示中写道：“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活活饿死在我们这些‘冷血者’手中。”

　 “冷血”事件，震惊了公众，许许多多普通人，在网上自发开展了一场道德自救活动，为小思怡建了纪念网站，很多人甚至自愿绝食一天来体会小思怡的困境，人们写下汹涌如潮的诗歌和挽文。

　 一个北京的学者，并没有停留在悲伤和愤慨中，他以一个学者穷根问底的精神，带着许多疑问，专门赴成都实地调查，回来后，泣血写出一本书。他自费印制，送给能看懂的人们。

　 清华大学一位老教授送我这本书时，说：“我是流着眼泪看完的。”

　 不过七八万字的内容，我却花了好几天才看完。每看几页，我都不得不跳起来，尽量平息自己的情绪，或者擦掉眼泪。然而无论我把这本书反扣在哪里，纯黑底色的封面都那么显眼，白色的书名《起诉》两个字，像一双犀利的眼睛，让人无处可逃。

　 书的扉页上写着“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作者———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康晓光在书中说：“三岁的小思怡死在门前的一幕始终挥之不去。她要打开门，这是她惟一的生路。门外有什么？门外就是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三岁的孩子打不开门，我们在外边装聋作哑。终于，门没有打开，小思怡就死在门后。”

　 康晓光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谁对这样的事负责？还会不会发生？

　 “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

　 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

　 我们来叩你天堂之门了

　 叩门，求你接纳

　 一个可怜的三岁小女孩

　 孤苦的灵魂

　 求你给她一个自由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孤单寂寞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饥饿痛苦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麻木冷漠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害怕恐怖的王国

　 2003年6月21日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西路65号院一幢的居民和往常一样在院里聊天、打麻将。几天来他们一直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来源。

　 找了许久，终于发现“臭味”来自三单元一楼25号。这里住着一名吸毒的单身母亲李桂芳和她三岁的女儿李思怡。他们想起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母女二人了，于是立即向家委会主任反映情况。家委会主任赶到现场，感觉事态不妙，立即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从阳台进入厨房，再经厨房进入客厅。进入客厅后，民警发现主卧室的木门的明锁扣被绿色毛线绳拴着。民警将主卧室门上拴锁扣的毛线解开，接着民警试着推主卧室的门，感觉到有阻力，推开一半，发现门后有一具小女孩的尸体。

　 随后进行的尸表检验显示，死者“头发已大部分脱落……尸体高度腐败，腹部及四肢皮革样化，头面部、颈部及会阴部有大量蝇蛆附着……”

　 解剖检验也排除了李思怡因暴力打击致死和因中毒致死的可能性，警方、检察官和法官一致推断李思怡死于饥渴。

　 说到这里，看过现场照片的康晓光眼圈立刻就红了，他哑着嗓子嗓音颤抖：“惨不忍睹。”

　 一位网友写道：“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

　 警方、检察院、法院的事后调查显示，案情极为简单。

　 6月4日，李桂芳的两个朋友邀她一起吃午饭。她带上孩子，4个人一起吃了午饭。这是李思怡吃的最后一顿饭。此时大约是上午11时。

　 吃饭时3个大人商定去金堂县“找些钱”。之后，李桂芳先把孩子送回家。那几天李思怡正在生病，上午还到医院打过针，回家后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李桂芳用一条绿毛线绳拴住了主卧室的门，然后锁上房门出去了。此时是下午1点多钟。

　 到了金堂县后，李桂芳独自去了一家超市。她在超市偷了两瓶洗发水，保安向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报案。值班民警黄小兵赶到超市把李桂芳带回派出所。

　 凭着警察的职业嗅觉，黄小兵看出李桂芳是吸毒人员，提出要作尿检。黄小兵为此请示副所长王新，得到批准。尿检结果呈阳性。在第一份笔录中，记录着李桂芳告诉黄小兵，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无人照看。

　 黄小兵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尿检的情况，并请示是否对其实行强制戒毒。王新再次批准。此时是6月4日下午5时左右。黄小兵也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家里还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女孩。

　 黄小兵还向团结村派出所核实了李桂芳的情况。这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与此案有关的第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在这里实习的成都市警察学校在校学生穆羽。

　 王新又请示当时金堂县公安局的值班领导吴仕见。王新给吴仕见的请示报告里写明了李桂芳家里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孩，但吴仕见仍然批准了对李桂芳强制戒毒。这样对李桂芳强制戒毒的手续就齐全了。

　 晚上22时左右，城郊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押送李桂芳和另一名姓刘的吸毒人员去成都的戒毒所。李桂芳在第一辆警车上，王新做驾驶员。

　 据李桂芳自己陈述，她拉住车门不肯上车，哀求王新让她先回家安顿孩子。上车后，她仍不断地请求路过青白江时让她回一下家，把孩子安顿好了再跟他们走。她还请求王新给她二姐打个电话，请她帮助照顾一下孩子。但是，尽管李桂芳不断重复她的请求，就是没人理睬。

　 从金堂县到成都，青白江是必经之路。李桂芳对这条路很熟。当她发现车已经过了青白江时，开始用头连续猛撞车门。在这种情况下，王新终于同意给打电话。李桂芳告诉了王新她姐姐家里的电话号码。王新让同车的卢晓辉给李桂芳姐姐打电话。卢晓辉打通了电话，但是没人接。

　 王新又让卢晓辉查到了团结村派出所的值班电话。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接电话的又是穆羽。此时是6月4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这也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第二个与此案有关的电话。根据派出所的值班记录和电信局的记录，法庭确认了这次电话。

　 在这一事件中，团结村派出所两次接到城郊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他们知道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李桂芳家里的情况，而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桂芳二姐家不足200米，距离李桂芳家也仅仅一个街区，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在戒毒所办理完各种手续之后已是6月5日凌晨。在王新离开戒毒所之前，李桂芳再次请求王新落实孩子的事情。王新说已经告诉团结村派出所了。

　 随后，王新等人返回金堂县，再次路过青白江时，同样没有停车。

　 第二天上午，黄小兵值班。上午9时左右，王新、卢晓辉让黄小兵再与团结村派出所联系，黄小兵回答说联系了。据黄小兵说，他给团结村派出所打了电话。但是团结村派出所不承认，电信局也查不到这个电话的记录。

　 按法律规定，黄小兵应该在三日之内将《强制戒毒通知书》送达李桂芳的家属、所在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但是黄小兵没有送。事发之后，人们发现，这3份通知书还躺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从6月5日上午直到6月21日傍晚，无论是金堂县城郊派出所，还是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都无人再过问这件事。

　 就这样，从6月4日中午到6月21日傍晚，三岁的李思怡一个人被锁在家里。

　 人们发现，门上有她的手抓过的痕迹，她的指甲有不同程度损伤，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她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柜。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被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的状态看，这个小女孩一直在求生，并慢慢死去。

　 “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将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一扇门

　 对你永远封闭了

　 封闭了

　 这个世界应该给你的笑容

　 应该给你的色彩、温暖

　 应该给你的面包、巧克力

　 应该给你的爱和快乐

　 ……

　 你的灵魂永远纯洁

　 纯洁得只有害怕和期盼

　 纯洁得不会埋怨和诅咒

　 纯洁得

　 纯洁得

　 同这块土地

　 同这块土地上的罪恶

　 水火不兼容

　 一位网友写道：“在一个人类已经从愚昧和粗野的黑暗时代走出来几百年的今天，在食物摆放满了超市、清水充溢了每一根水管的城市里，在一栋住满了人的楼房里，在一个距离警察只有100米的巷道里，在一个母亲恳求警察照料一下她被关在家里的孩子的跪地哭喊里，让一个三岁的无助生命，慢慢地在饥渴中死去……我一生里从没有过这样耻辱和罪恶深重的感觉。”

　 这种“耻辱感”同样深深地纠缠着康晓光。那段时间，他说自己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什么叫“煎熬”。40岁的人，见过的苦难、黑暗也够多了，但李思怡的惨死仍使他泪流满面、怒不可遏。他根本无法一如既往地工作和生活。

　 每天一开电脑，就抑制不住地搜索“李思怡”的名字，看各种报道，看网友评论，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康晓光的女儿也是三岁。每天出门前和女儿吻别的时候，他会想起小思怡；坐在办公桌前，看到贴在墙上的女儿的照片，他会想起小思怡；回到家里，女儿欢叫着扑进他怀里的时候，他会想起小思怡。

　 “尤其是一想到我女儿的照片、玩具都堆积如山了，而她，一样三岁，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如果没有女儿，康晓光说，也许他就会坐在书房里，对着电脑，骂几句生一会气，也就过去了。

　 那时候，康晓光正在做一个关于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李思怡的遭遇，不仅啃噬着他的道德神经，也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在反贫困领域，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人们惯常关注的“资金不足”、“制度不完善”，而是即使有了钱和制度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李思怡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制度不完善，但不完善的制度得到执行也能够避免这场悲剧；钱少，毕竟还有钱，比李思怡处境更好的人不也领到低保了吗？毫无疑问，她理应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援助。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她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为什么穷人的呼声总是那么微弱？为什么弱者的权利总是受到践踏？为什么那些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宗旨的机构总是形同虚设？为什么那些赋予他们权利的法律条文总是如同一纸空文？已经死去了多少个李思怡？还有多少个李思怡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将来还会有多少个李思怡？

　 这些问题纠缠着他，折磨着他。康晓光说，写这本书，完全是为了自我解脱，为了让自己以后还能正常地生活，“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将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他从去年7月上旬开始在网上跟踪这一事件，直到10月30日开庭审判。11月10日至15日去成都进行实地调查。康晓光决定，以李思怡案为个案，探究反贫困领域中的“制度失灵”问题。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走访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会、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和新闻机构。他的直接采访对象包括李思怡的邻居、家委会主任、政府官员、法官、采访过这一事件的记者，还包括出租车司机、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和航空小姐等。

　 在调查、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康晓光一直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让强烈的情绪干扰学术判断。因为作为一个人，可以有泪水和怒火，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需要客观、冷静，需要掌握真实准确的资料，按照科学规则进行分析，得出逻辑严谨的结论。但是，他不知道“客观上”自己是否达到了这个要求。

　 即使是事情过去已经一年多，他说起有些事、有些人，“王八蛋”、“畜生”之类的粗口还是抑制不住脱口而出。

　 这本书完成于2003年12月中旬，几家出版社都觉得有些文字“过激”，但康晓光坚决不同意修改。于是，他自己出钱印了3000册，用来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

　 “应该站在被告席上的仅仅是当事警察吗？”

　 孩子　如果

　 生是偶然　而死是宿命

　 那么你短短的一生

　 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误会

　 ……

　 在你哭泣的时候

　 世界的耳朵集体丢失了

　 简单的案情使任何人都可以独立做出判断：警察的失职是这一惨剧的直接原因，而且这种失职又是那么容易避免。

　 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警察再多打一个电话，如果王新在两次经过李桂芳家时停一次车，如果团结村派出所有一个警察肯多走几步路，如果《强制戒毒通知书》能够按规定送达……这些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使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免于惨死，但是没有一个警察这么做，没有一个！

　 那个面对一个母亲的跪地哀求无动于衷的王新，他的律师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还令人震惊地提出李思怡也许在李桂芳离开家门之前就死了。一位母亲悲愤地呼喊：“老天爷啊，你为什么不用雷劈死他们？！”

　 然而作为一名研究贫困与反贫困、地区差异、收入分配问题近20年的学者，康晓光认识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即使老天爷真的用雷劈死了他们，其他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转身离去吗？”

　 谁有责任保障李思怡的权益？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都有相关明确规定。首先，李思怡的直系亲属负有这种责任，其他亲属、朋友和邻居在道义上有帮助她的责任。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民间组织负有这种责任。就中国而言，这些责任主体包括，民政部门（特别是儿童福利院和负责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机构），官方社区组织（街道、居委会或家委会），相关的官方权益保护组织（设在政府的委员会、妇联和共青团），父母所在单位，还有形形色色的民间慈善组织。

　 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带着这样的问题，康晓光来到成都，他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然而康晓光的调查让人浑身发冷：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她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还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李桂芳没有工作，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或变相的卖淫。

　 家委会主任说，李桂芳是全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人，她只和这些社会渣滓来往。”没有人和她来往，她也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和邻居来往。

　 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妇联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儿童福利院拒绝接收李思怡，因为她不是孤儿，她还有一个母亲；亲戚拒绝收养她；即使有人想收养孩子，也被她那吸毒的妈妈吓跑了。

　 李思怡经常被独自锁在家里，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学会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乞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证实，李思怡“发育一般，营养较差”。人们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电力公司停止给她家供电。

　 一个三岁的幼儿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今天不死，明天不会死吗？退一万步讲，即使她没有过早地死于饥饿，她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呢？很可能会成为又一个李桂芳，继续吸毒、贩毒、偷盗、卖淫、被排斥、被蔑视、被判刑、直至死去。

　 如一位网友所说：“小思怡的事件揭示了政府职能在这个问题上的缺位。……无论是开除李桂芳的单位、多次处理李桂芳的公安机关、抓过李桂芳10次以上的派出所，还是将李桂芳判处三年缓刑的法庭，在耗费人力物力对李桂芳进行一次又一次‘处理’的时候，都没有将小思怡得不到应有的照料、急需救助的问题，放入考虑的视野。”

　 那几天，成都的天总是阴沉沉的，阴冷阴冷。可天气的冷，赶不上人心的冷。在政府机关，在法院，在家委会，在派出所，在李桂芳所住的小区，在宾馆的电梯里，在报亭边，在出租车里，在饭桌上，在各种场合，康晓光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李思怡吗？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你打算为此做点什么？

　 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有点印象，孩子死得惨，没什么打算。一些人一无所知，但也不愿意多问几句。康晓光说：“我故意提起的话题往往刚一开始就结束了。”

　 在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一个女警察检查了康晓光的证件和介绍信后，嚷嚷起来：中国科学院的管这事干什么。康晓光也生气了，大声对她说：“你管我是什么单位的干什么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想了解这件事不行吗？”

　 走出派出所大门时，康晓光回头看了一眼，他看到车库的房檐上刷着醒目的标语——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这样的世界再繁荣又有什么意义？它怎么能够使人热爱，使人留恋，使人向往？”

　 你死于一种制度深处的冷

　 降临到你幼小的生命

　 荒诞其实更加真实轰隆隆的强大机器声

　 掩过弱小者无辜者

　 痛苦的呻吟和呼救

　 你死于机器散发的轻蔑

　 ……

　 你死于人心深处的冷

　 血早已冷酷面孔都已麻木

　 喝狼奶长大的人群

　 他们不知道那是罪过

　 灵魂失去痛感的人们

　 不知道生命的敬畏和怜悯

　 你死于这样的冷

　 冷，不仅表现在对他人苦难的麻木，还表现在拒绝为捍卫社会正义付出哪怕是些微的代价。

　 无论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还是神通广大的记者和声名显赫的学者，几乎都不愿意为康晓光的调查提供帮助。个别碍于情面给予帮助的朋友，也一再要求他“做好保密工作”。“也许他们的风险标准和你的不一样？”我说。

　 “也可能。”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

　 一个朋友更是让他火冒三丈，那个朋友说，他不能帮忙，因为“这件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影响到招商引资了”。

　 “他妈的，他认为最严重的、最神圣的事情是招商引资！”

　 “大家都觉得事不关己，给一声叹息已经不错了。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变得这么冷漠？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他腾一下站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凳子在地上磨出刺耳的声响。他离开我们谈话的桌子，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用手擦眼睛。我的录音机里，是一片长长的空白。

　 再回来时，他的情绪基本平静下来。

　 “我觉得，李思怡死于此时此刻，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这背后折射出的，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波澜不惊，如果我们只是活在一个狼窝里、蛇窝里，吃得膘肥体壮，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社会再繁荣又有什么意义？它怎么能够使人热爱，使人留恋，使人向往？更不能说让外部的人来尊重这个社会。”

　 康晓光说，一段时间以来，冷酷已经支配了我们的社会舆论。

　 在各种媒体上，“成功者”被捧上了天，获得的一切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消受，不管他通过什么手段；那些天生不幸的人，那些权力和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那些遭遇各种个人无法控制的外部打击而陷入困境的人，他们的不利处境被认为是咎由自取，或者活该倒霉，而且还要被社会鄙夷、歧视。媒体通力合作，肆无忌惮地宣扬着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强盗道德”。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公益广告，都是告诉你自己想办法，只要你努力就是海阔天空，社会没有任何责任，其他人没有任何责任。

　 “这样的舆论环境，不仅剥夺了弱者获得社会救济的道义根据，而且还通过强化他们的自卑和自责，使他们在物质的不幸之外更增加了心理的不幸。”

　 比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明确规定，“家庭人均收入”是决定城市居民能否享受低保的基本条件。但是，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总是增加一系列附加条件，把一些符合国家救济标准的人排除在外。诸如“使用手机、打麻将、佩带金银首饰的”、“家中正在使用汽车、摩托车、手机、空调、饲养观赏性宠物的”、“出资安排子女择校读书的”、“有吸毒、嫖娼、赌博的”人员都不得享受低保待遇，等等。

　 康晓光对这种现象愤怒不已：“在这些以帮助穷人为职责的国家公务员的心目中，你必须家徒四壁、必须变卖所有家当包括结婚戒指、必须没有任何过错、必须终日辛劳还无法满足温饱、必须与一切现代文明提供的物质条件绝缘，才能得到他所掌管的、用全体人民的税收支付的、数量低得不能再低的低保金。这是在帮助穷人，还是在折磨、侮辱、迫害穷人？！在他们的心目中，穷人还是不是人，穷人还有没有权利享受现代文明？！”

　 他说：“一个社会有没有良知、有没有人道主义的精神，有没有对失败者、对弱者的同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般说来，一个社会最初之所以会建立一套维护弱者权利的制度，或是由于弱者的反抗，或是出于强者的同情，或是两者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富人出于自利的算计，为了减少穷人的反抗，会同意拿出一些钱来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政府为了降低统治成本，提高正当性，也会制订和实施财富再分配计划。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也是有良知、有同情心、有恻隐之心的动物。正是人性中那些“善”的东西，产生了人类的利他主义精神和行为。强者的同情催生了慈善事业，在现代社会，这种同情对扶贫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中国现行的扶贫体制，主要是迫于压力的产物，不是出于同情的产物。

　 一个美国基金会想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被康晓光拒绝了。他们问为什么，写书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吗？

　 康晓光回答：“是。但我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而不是让更多的美国人、外国人看到。”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那位网友说的，一个民族让自己的最弱小者，以这种方式死去。我觉得丢不起这个脸。”

　 “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这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你小小的尸身将永远躺在我的心里

　 我的生命将永无安宁

　 成人的世界遗弃了你

　 成人的世界虐杀了你

　 我将如何祈求你的宽恕？

　 李家的人都是普通工人，既无权又无钱，也没什么文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更不知道如何去争取，属于典型的社会底层。李思怡更是弱者中最弱的人，政府和社会对她的所有承诺都没有兑现，但是她无能为力，甚至连抗议的可能都没有。

　 2003年，还有一个案件轰动一时，那就是孙志刚案。

　 在孙志刚案中，孙的大学同学全力支持，提供金钱、寻找律师、联络记者在报纸上披露冤情；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广州的教授出钱出力；北京的教授们连开了好几个会，还不断写文章、发表声明；律师也挺身而出，不但敢接案子，还免费服务。而这一切在李思怡案中根本看不到。为

　 什么？一位网友对此做出了回答———她不是大学生。

　 李思怡不是大学生，她没有大学同学为她抗争，也没有那么多读过大学的教授、律师、官员为她撑腰，只有一些没有名气的网友为她说话。她的母亲被关在戒毒所里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与警方签订了赔偿协议。她的亲人们被拒绝告知任何消息，也不得参与善后处理事宜。据《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中国公民死亡，如果系政府全责，最高可获得24．8万元的国家赔偿。但据记者多方查证，孙志刚家属所获的赔偿几倍于此……”而李思怡的亲属仅得到了10万元赔偿。

　 关于孙志刚的报道，说得最多的是“一个大学生被打死了”，而不是“一个中国人被打死了”。说起这一点，康晓光说：“现在有些学者和媒体嫌贫爱富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

　 有人认为，李思怡的悲剧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没有普遍性。康晓光不同意这种观点。“李思怡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发生在李思怡身上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他说，这“其他人”包括父母吸毒的孩子、犯罪人员的孩子、街头的流浪儿、血汗工厂里的童工，也包括所有的穷人和各种各样的弱者。

　 他们的处境与李思怡的处境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他们的权益同样可能受到侵害；那些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职责的人，同样可能失职乃至渎职；那些为维护他们的权益而设立的机构，同样可能形同虚设；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和政策，同样可能流于形式。

　 “这些‘可能’不仅仅是‘可能’，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就发生在你和我的身边，而我们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麻木不仁。”

　 康晓光说，如果说李思怡具有“特殊性”的话，那么就在于李思怡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但是，她所蒙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她所面对的不利处境，却是所有弱者共同面对的现实。“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这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书中，康晓光写道：“李思怡的死已经使我们肝肠寸断，但比这更可悲的是她并不是第一个，而且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才是李思怡悲剧的全部！”（注：文中所引诗句皆来自网友为纪念李思怡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