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玥的博客

 

这篇文章是为5月刊的《财经·视觉》所写。遇上了5月12日的大地震，延至7月刊出。呵呵，变化就是原本署名前应该有的"本刊记者"几个字，没有了。

刊出的文字有删减，这里是全本。这期间，法满去了上海的傅雷故居，拍了现在那栋房子的样子。

配文的图片中，有一张傅雷坐在卧室靠近露台铁窗抽烟斗的照片，那扇铁窗，就是傅雷夫妇自尽的铁窗。

为了写这篇文章，看了八九本有关傅雷的传记和回忆文章，又几乎把家中有的傅雷译作重新翻了一遍。最大的感慨：那场劫难，毁掉了多少美和善啊。美和善的人，美和善的物。

 

 

傅雷：孤寂的良心

(原题:政治家傅雷的寂寞背影)

 

题记

 

    2008年4月7日，傅雷诞辰百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展开。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据说是迄今之最。

    作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和父亲的傅雷，已经为人耳熟能详。他翻译的《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梅里美，滋养了几代人的心灵和头脑。他的家书和《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版，更让劫难初平的国人感受到美与善的抚慰。

    如今这些书作依然光彩不减。而在文学、艺术之外，还有一个"政治家"傅雷，却少有人言及。

 

（一）

    4月12日，国家图书馆，配合百年傅雷的展览，傅敏有一个"我的父亲傅雷"的讲座。

一位听了这次讲座的年轻人，后来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傅敏继承了父亲认真严谨和刚直不阿的性格，71岁的老人评论起社会现实来嫉恶如仇，颇有点"愤青"的味道。

    当我向傅敏提及此事时，他哈哈大笑。

    在他看来，父亲终其一生对他和哥哥傅聪的教育，只有两方面，好好做人，人格最重要，知识和技能是次要的；再有，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傅雷一生，从不是一个不问世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文学、艺术、玫瑰花和书法流变的人。十几岁时，因为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被就读的徐汇公学开除；"五卅"运动中，他参加在街头的演讲游行；留法期间，1931年在意大利罗马做《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演讲；抗战胜利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有关民生和时局的政论文章；再到1955年，他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国画、音乐、出版、少儿读物、知识分子问题等多个领域的十几份意见书，直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政治家傅雷的一面才悄然淡去。

    正如学者陈思和所说："傅雷不仅以译作传世，他的魅力还来自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胸存忧患，认真入世，做人治学，一丝不苟，为人刚直不阿，没有丝毫的媚颜俗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傅雷的座右铭。

    傅聪曾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关怀，如此痛心疾首。"傅聪还记得，1946年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1948年甘地被刺时，父亲都几天不吃饭，关着门不见人。

    作为翻译家的傅雷，用傅敏的话说，"也从来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从30年代到抗战期间，他的译作一直都是呼应时局，紧扣国家民族的命运。从译者序言里，不难看出他意图借所译作品唤醒遭受劫难的人民，鼓舞斗争意志的信念。

    "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萌蘖若干希望，能使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

    "现实的枷锁加在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沉在苦恼的深渊里无以自拔；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压抑--如何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岂非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多一个向导，便多一重盔甲，多一种保障。"（罗素《幸福之路》）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贝多芬传》）

 

（二）

 

    抗战胜利后，傅雷怀抱"疮痍满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复的河山等着建设"的理想，将目光从翻译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1945年10月，他和周煦良合编出版《新语》半月刊，发表有关时局、民生、教育等问题的政论和杂文。同一时期，他还为《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报刊撰文，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意见。

    翻看傅雷这一时期的文章，他关注的领域，从广岛原子弹到对汉奸的审判，从邮政与铁道加价到学生请愿，视野开阔，目光敏锐。

    1945年8月25日，一则重庆电讯报道，地方当局决定于明年元旦起，车辆改为右行，并称之为"我国适应世界潮流之一大更张"。

    傅雷针对这一新闻，写就《车辆右行与世界潮流》一文。先直言何为世界潮流，"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总该称为世界的大潮流了吧？"以"细节"论，"军队的复员""失业的威胁""货币的整理""都市的重建""国际宪章的实施""邦交的调整"等，"也够得上称为世界的小潮流了吧？"步步设问之下，言明自己的观点："生灵涂炭，八载于兹，凡非急政，愿悉罢免。这样，不但真正适应了世界潮流，同时也适应了古今中外永久的潮流。"嬉笑怒骂中，揭穿了为政者拉大旗扯虎皮，避重就轻的实质。

    1945年12月，在《废止出版检查制度》文中，直言"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自由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

    而1947年一场关于美苏关系的辩论，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击节赞叹。

    1947年2月，埃德加·斯诺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三篇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傅雷4月翻译，与史各脱《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合编成一本题为《美苏关系检讨》的小册子。因为斯诺的看法，使傅雷"感想甚多"。他写作《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一文，作为译者代序，刊于4月下旬的《文汇报》。

    这篇文章中，傅雷指出，二战结束后，"国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场，观察国际关系"。"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责。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独立的人格"，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的头脑思想"。

    他不能赞同"到现在还有人觉得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就是亲美，反苏的人必定亲美，必近于反动，甚至是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跳出这样的二元思维模式，"抱住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就反对谁"，"劝大家对美苏之间的争端，不要太动感情，不要因分不清双方的真主意与假姿态而作左右袒"。

    他还强调，国人"对美国多少是有抗疫性"，但"对苏联的软心肠却未必全部合理"。提出"倘使我们的报章，除了颂扬俄国式的民主，歼灭法西斯的英勇战绩以外，还能分些力量，客观报导苏联政治、外交、社会各方面的情形......其结果不但对我们国内政治有良好的反响，即对苏美关系也不无贡献。"

    傅雷的文章刊出后，就遭到左翼人士周建人等的批评，说他的观点和"法西斯蒂"距离不远了，并给他扣上了"亲帝反苏"的帽子。

    7月22日，傅雷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撰文，对周的批评进行反驳。

    "红军搬走东三省的工厂，全是我深文周纳，或向壁虚造，或亲信流言吗？......从而我的抗议也变成了反苏，变成了与法西斯蒂距离不远的证据？左派论客认为红军在东三省作战两星期，牺牲若干万，理应获得赔偿；仿佛东三省的‘人民大众'在日本铁蹄下作十四年的奴隶，倒是活该！......凡有自由良心，没有政治偏见，希望民族挣扎图存的人，都知道此刻中国的自由独立是一个大讽刺。所以我说，委曲求全未识不可，有时甚至必需，但......自己心里要明白这是委屈。美国给我们受的委屈，固然要痛苦流涕（我从来没说过不），俄国给我们受的委屈未必就应该额手称庆，合唱颂歌！有人对俄国（给我们受）的委屈哼了几声，也未必就是亲帝反苏反‘和平民主'吧？"

    傅雷认为，"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看。"介绍斯诺的文章，就是要"使我们躬身自省"。

 

（三）

 

    政治家傅雷的魅力，来自他对国家与国民的关怀，更来自他独立思考的理智之光。

    傅敏说："他外文好，又关心时事，了解不少30年代斯大林肃反清党的内幕，还有苏联红军在东北的行为，而且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有自己的判断。"

    黄苗子在一篇回忆傅雷的文章中，曾写道傅雷对别人说他"顽固"的态度--"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1961年6月26给傅聪的家书中，傅雷写道："老好人往往太迁就......不幸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可见艺术永远离不开道德--广义的道德，包括正直，刚强，斗争（和自己的斗争以及和社会的斗争），毅力，意志，信仰......"

    他的清醒与理性，正是来源于这份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内心执著。他的独立意识还表现在一生不党不群，只代表自己的良心说话。

    傅雷虽是"民进"发起人之一，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这一党派的成员。1956年8月17日，在回复徐伯昕（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之一）的邀约信中写道："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再说，艺术上需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我以为整个社会亦未始不需要丰富多彩。让党派以外也留一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

    1949年后，傅雷是全国文化界除巴金之外惟一一个没有单位、不拿工资，全靠译书稿费生活的人。1949年12月傅雷从香港经天津到北京，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晗有意请傅雷去教授法语，请钱钟书夫妇从中说情，但傅雷没有接受邀请。究其原因，一来可能是他深知自己性格耿介，有任职上海美专的经验教训；二来也是因为他对新生的政权还存有疑虑。

    1947年与周建人的那场辩论，周非此即彼的话语方式，部分影响到傅雷对共产党人的看法。在反击文章中，傅雷曾写道："以周先生这种作风对付未来的局面，中国是付不起代价的。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已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作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闯大祸的时候。"

    遗憾的是，这种可能又被傅雷不幸言中。也是这场笔战，为1958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埋下了伏笔。不过那是后话了。当时，他选择回到书斋，与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梅里美相处。

 

（四）

 

    傅雷生命中最后有"政治家"色彩的日子，从1955年5月进入上海市政协，被派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始，至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终。

    有研究者发现，傅雷的变化在《傅雷家书》中有清晰的体现--开始于1954年1月的家书，截至1955年底，傅雷基本上都是在和傅聪谈艺术。从1956年起，谈艺的成分骤然减少，涉及政治生活的内容逐渐增加。这样的情形持续到1958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家书暂时中断。1959年10月1日家书继续后，政治生活的内容又完全淡出。

    1956年4月14日信中，傅雷说自己以前"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而对"党在各方面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太不了解了"。由此可见，他对新生政权已经从犹疑转为认同，并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他随政协代表团赴各处参观，写报告，为报刊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作为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国画界、音乐界、儿童读物等领域的多份意见书。

    傅敏说："他这个政协委员可不是花瓶。"1997年退休后一直专注于整理父亲的资料，他发现，这一时期父亲写的各种报告、意见书总计有十七八万字，涉及出版、教育、音乐、国画等多个领域。

    "而且，他的意见不是一味发牢骚、抱怨。"傅敏说，"他都是既提出问题，也提出解决的建议，可以说是真正的建设性意见。"

    傅雷认真严谨的个性，还表现在具体细微处。傅敏还清楚地记得，政协发言有时间要求，父亲每次都是写好发言稿，在家里先念，让母亲在一旁掐算好时间。

    "他还常常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要求一步到位，要一步步来。"傅敏回忆。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一腔热忱，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队伍中。1957年3月，作为特邀代表，傅雷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家书中他兴致勃勃地谈到"此次会议，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岂料风云突变。5月中旬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8月开始，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刊载文章批判傅雷。半年间，他从新政权的"诤友"，变成了"亲美反苏"和"中间路线"的代表。批判会开了十多次，几次检查都没通过。这时，有人暗示傅雷把"检查"的调子定得高一些，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用"深刻的认识"避免被打成右派。

    傅雷却无法接受这样的"好意"。他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深刻的检讨'。"

 

（五）

 

    从这时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傅雷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孤独寂寞的日子里，和儿子傅聪的书信往来，是他惟一的安慰。因为环境的关系，他只能"坐井观天"，但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和关注之心，并未熄灭。

    1960年11月26日家书中，言及近期傅聪信少，"知道你忙......可是你不谈，你我在精神上艺术上的沟通就要中断，而在我这个孤独的环境中更要感到孤独。......我虽一天天的衰老，还是想多吹吹外面的风。"

    1961年2月，致楼适夷信："虽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

    1961年8月，"右派"帽子尚未摘去，他仍然执笔，为地区居民上书上海市委和副市长曹荻秋，要求擅自占用里弄用地、扰民的工厂他迁后，恢复原样，还地于民。

　　然而现实的生活，越来越残酷。

    1958年4月至1961年2月，傅雷相继译毕《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艺术哲学》《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和《比哀兰德》，但因为"右派"的帽子，一直未能出版。期间，他拒绝了使用笔名出书的机会，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他认为给他戴帽本就是错，因戴帽而隐名，则是错上加错。

    没有工资，译作不能出版，意味着丧失了稿费这一惟一的生活来源。不得已需要傅聪的接济。1961年4月20日朱梅馥专门给傅聪写长信，谈及每次"嘱寄"食物时，傅雷心里的矛盾、顾虑、屈辱和自卑。

在1966年8月12日的最后一封英文家书中，傅雷这样描述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作斗争，我们必须抛弃所有旧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对于一个在旧社会中生活逾四十年、满脑子"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反动思潮"的人来说，自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出尽全力去满足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诸身上的种种要求......"

他在信中提到从未见过面的孙子凌霄，"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这一天，距离傅雷夫妇走上不归路，还有三周时间。

 

（六）

 

1966年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舅舅打来报告父母双亡的电报，"其实心里面并不很惊讶"，傅敏说，"我一直觉得，红卫兵三天三夜的抄家，只是导火线。最重要的是，他之前已经感到自己没有价值了。"

1964年8月，译毕《幻灭》后，鉴于当时意识形态形势和对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的重估，傅雷1965年10月26日致函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称"迩来文艺翻译困难重重，巴尔扎克作品除已译者外，其余大半与吾国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所抵触"，故拟暂停翻译巴尔扎克小说，仅仅从事巴尔扎克研究，介绍研究资料，然而出版社不同意，亦未说明理由。但是"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而且身体百病丛生，"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傅敏说："这封信，实际上已经是‘求救信'。"但是，未有答复。

傅雷研究者罗新璋认为，此时的傅雷已臻无书可译的地步，"翻译家的社会生命实际已被结束"。

"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罗新璋说，陆游这两句诗，就是傅雷最后的命运。

1966年9月2日夜，傅雷夫妇写下那份遗书，决绝而去。

有着相类命运的"书生"，非傅雷一人。在他之前的1966年5月，邓拓、田家英自杀。8月24日，老舍投湖。同在9月，储安平失踪。在他之后，还有更长的名单：吴晗、范长江、翦伯赞、周瘦鹃、杨朔......

重温刘再复读《傅雷家书》后写下的诗句："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纪念傅雷，不仅要纪念他作为翻译家的辉煌，也需要纪念他作为政治家的寂寞和悲凉。也许，这也正是在国家图书馆百年傅雷展开幕式上，任继愈老人感慨"我放心了，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的原因。

总有人问说，忙吗你？

这个问题让我有点难以回答。

看起来，我不算太忙。两周编五六个专栏文章，一般来说，也就是做一些文字上的删减，看大样，配照片，大概好像就这些。

可是，这只是水面上的部分。

水面下的--要关注文史哲各界大概齐叫得上名字的学人的动向，比如提起某人，大概要知道他的研究领域，他最近出了什么新书，他的立场，左还是右，人品如何，学界评价怎样，最好还要知道，如果某天需要联系，通过什么渠道能找到联系办法。

除了活着的，还要了解那些死掉的。从最近死的到十几年前至几十年前死的，最好都要知道。

毕竟还是新闻工作者啊，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的功课不必说，是每日要做的，还要逛各种论坛，博客，看看最近的热门话题，那些可能和新闻联播方向说法不那么一样的舆论是什么。

尴尬的是，看的不一定会有用，怕的是万一要用的时候，不知从何说起。就好像储备粮储备肉，用不着的时候也就是放仓库里烂了，可一旦要用的时候没有，麻烦就大了。

是不是一种深渊样的工作？

　

　

一位我非常佩服的记者前辈，最近疯狂地迷恋摄影。她的说法是：“现在一看到文章就恶心，就有一种厌恶，觉得特虚伪，不是自夸，里面整的什么小伎俩小花活基本上都能看出来，卖破绽抖机灵装傻充愣欲擒故纵拿腔作势自作多情，包括我自己的文字……”所以越发的喜欢摄影，也许是“从一个洞穴逃亡另一个洞穴”吧。

不知道这是不是写字的人到一定时候都会有的感觉？

真诚的文字已经难得了，真诚又有内容的文字，实在不多。读的人恶心的东西，写的人也会乏味，如果他还有点感觉。

记得还在实习时，遇到过一个同行，他言中这行“要么是勤奋地制造垃圾，要么是为屠刀雕刻花朵”。当时懵懵懂懂，后来时时念起这句话。不知那位老兄现在在干什么，他当时就是摄影记者，他的“另一个洞穴”又是什么呢。